当年吃树皮救了我一命

　　口述人：袁存勤

　　年   龄：76岁

　　籍   贯：西华县东夏镇

　　1942年，我才6岁，虽然家里有地种，可碰到了灾荒年，几乎没什么收成，我们家兄弟姐妹又多，吃饭成了大问题。在我的记忆里，当时家里也存放了些粮食，可恰巧碰到了国民党士兵收缴军粮，把家里的粮食都收走了。

　　刚开始的时候，家里没东西吃，我们就吃花生壳，先把花生壳捣碎，再用石磨磨成粉末吃，后来还吃花生秧，最后就连青麦苗也都割吃了。

　　为了保住性命，我们还吃过树皮，也幸亏有树皮可以吃，我的命才保住。当年，由于我身体不好，加上没东西吃，经常躺在床上起不来。起初，家人看到村子里有人吃榆树皮，就开始找榆树，割树皮吃。树皮很苦，可为了保住命，家人也都硬着头皮吃了，榆树皮吃完了，就吃柳树皮。记忆中，当年我们一家一连吃了一个多月的树皮。

　　后来，看到村子里有人到外地逃荒，为了不被饿死，我们弟兄几个一起，推着独轮车，到外地逃荒，去过驻马店等地。但最后，我们一起又回了家。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整理

　　靠乞讨度过荒年 家人流离失散

　　口述人：李玉花

　　年   龄：80岁

　　籍   贯：商水县谭庄镇

　　想起当年的情形，我心里就不好受。1942年是个荒年，为了糊口，母亲卖掉家里的地，出门要饭去了。因为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我和姐姐也相继被卖到了谭庄喻家寨（今商水县谭庄镇喻营村一带）。

　　刚开始，买我的人说是要把我带回家当闺女养，谁知道转手就把我卖到了大户家里当丫鬟，那一年我才10岁。在大户家里，虽然能吃上饭，但每天被人使唤来使唤去，日子过得很不好受。记得那家的一个大丫鬟对我说：“你那么小，不知道将来他们还会把你卖到哪去，有机会就快跑吧。”因为担心被卖到外乡，我趁主人不在意的时候，偷偷地跑了出去，找到了当时正在谭庄要饭的母亲。买主追过来找我时，同乡的好心人把我们母女藏进柴火垛里，才躲了过去。后来，我就跟着母亲沿路乞讨。

　　那时候，一些大户家里还有粮食，我和母亲跟着别的灾民一起到大户家门前磕头要饭，他们会给我们一个或两个杂面馒头。现在一想起来当时的情景，我就会觉得屈辱，心里不好受，但那时候实在是饿得没办法，只能去乞讨。靠着乞讨，我们一家人度过了荒年，但是在这场灾荒中，和我同时被卖的姐姐却和我们一家人失去了联系。晚报记者 宋风 整理

　　道路上，狗吃人 棚屋里，人吃人

　　口述人：周文华

　　年   龄：82岁

　　籍   贯：商水县双桥村赵楼

　　1942年，我12岁，正在上小学。由于父亲是教书先生，家庭条件相对好一点儿，所以经常会有邻居到我们家借吃的，但我母亲不敢多借，最多一捧，还故意把手张开点儿，让粮食洒出来点儿。当年，在路上总能看到野狗撕扯饿死的人的尸体，那个血腥的场面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

　　当年，不仅没有吃的还有病灾，村里最惨的一家，一天抬出来两口人，一个老人、一个小孩。逃荒更不是啥稀罕事，我经常看到从扶沟、西华逃荒过来的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两家逃荒的住在一个棚屋里，一家的一个小孩，头天夜里还在睡觉，第二天早上突然不见了，家人找遍所有的地方都没找到，最后在灶台上发现了小孩的脚指头，估计是饿极了，另一家的人把孩子给吃了。现在想想那时候真不是人能活的。好不容易等灾过去了，地里有了收成，饿怕了的老百姓，在麦苗刚泛青的时候就把麦穗摘下来，把麦芒去掉，用石碾子把麦皮碾成布久（音bujiu）吃，但因为不好消化，硬生生撑死了不少人。

　　见习记者 姬慧洋 实习生 王勇 整理

　　蝗虫多得连阳光都遮住了

　　口述人：龚庆喜 

　　年   龄：80岁 

　　籍   贯：沈丘县槐店镇

　　1942年，我10岁。当时，蝗虫真多，白天蝗虫飞过时，就像会移动的乌云一样，有时候连阳光都会被它们挡住。

　　当年，有一次我在田地边的水沟旁玩泥巴，突然看到一个像篮球那么大的泥球从田地边的水沟向田地里面滚动，我出于好奇跑过去看了一眼，没想到泥球里面竟然都是蝗虫，泥球滚到哪，蝗虫就会蜂拥而出，啃食附近的庄稼。还有一次，我和父母从外面回家，一打开家门就看到屋顶上爬满了蝗虫，院子里的土堆里也都有蝗虫钻进钻出，灶屋屋檐下很多蝗虫头尾相连一大串一大串吊在那里。

　　当年，蝗虫过后，村里的所有高粱和谷子颗粒无收。

　　见习记者 张擘 整理

　　真没想到能活过来

　　口述人：胡汉文

　　年   龄：86岁

　　籍   贯：漯河市郾城区老窝乡北胡村

　　1942年，我16岁。那一年，由于旱灾，加上蝗灾，人们没有饭吃，到了冬天还穿不上棉衣，苦得很。于是，乡亲们成群结队地外出逃荒要饭。那时，真是太苦了，真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也没想到我能活过来。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人们都饿得有气无力，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无声地死去了。令人气愤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除了地主富农外，贫苦农民都没有吃的。

　　当时，我们家有4口人，父亲、母亲、我和弟弟，起初，以野菜为生，后来，野菜吃光了，就吃树叶，树叶吃光了，就吃树皮。再后来，能吃到榆树皮就算是最好的了。树皮吃光后，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没办法，连有毒的野菜我们也吃。总之，能入口的东西都入口了。吃这些东西，致使我和弟弟解不下大便，都是母亲给我们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唉，那时候，真是苦熬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现在一提起当年的事，我就想大哭一场。当时，我们一家人都饿得皮包骨头，每天早上，没有母亲的帮助，我们连起床的气力都没有。

　　“我们不出去，死也要死在家里，死也要一家人死在一起。”当时我母亲说，我们一家人不能死到外边，认死也不外出逃荒要饭。事实证明我母亲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家有3亩多地，终于苦熬到1943年麦口，没等麦熟，我们就开始揉着麦子吃。麦子熟后，家里的情况才慢慢好点儿。晚报记者 张劲松 整理

　　■链接：河南大饥荒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人相食”的惨状。 

　　这场灾难从1942年春天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遍及全省110个县，有300多万人成为饿殍，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据《太康县志》载：当时一亩良田只能换几十斤小麦，一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只能换40斤粗粮。 

　　巩义《巩县志》是这样记录灾荒的：民国31年（1942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据当时河南赈灾会统计，巩县饿死19100人。河南省政府救灾总结报告称：巩县逃荒80505人，饿死4431人。 

　　《延津县志》上说：民国31年（1942年），旱灾，减收十分之六。延津位于黄河之北，亦是重灾区，可当地对灾害的记录，除去《延津县志》上寥寥数语外，再无其他。

　　晚报记者 张劲松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