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所谓“裸婚”指的是无房无车无奢华婚礼的三无简约版婚配，用我的话来说就是穷婚。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物质上的穷婚，精神上的富婚。

　　我和爱人是大学同班同学，1968年11月毕业后，都被分配到口岸城市绥芬河军政委员会。随身行李是两只白茬木箱子，这是学校发给毕业生的“标配”，箱子里装的是大学期间用了4年的被褥、衣物和一些书籍，这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到了绥芬河火车站，接站的是一位军管会的军人牟干事。此时得知军政委员会已经被造反派砸烂而军管，我们被暂时安置在绥芬河国际旅行社。3天后，我搬进军政委员会办公楼内的“光棍委员会”，与先后分配来的大学生同住。而未婚妻直接进入服务系统工作队，住在旅馆的一个房间，她成为唯一的旅客，与唯一的服务员大姐朝夕相处。那时人们都忙着造反，哪有出差、旅行的呀。服务员大姐晚上下班，未婚妻就独守空房。那房子是一幢俄式百年老楼，一到夜里一个23岁的女孩觉得楼里脚步声声鬼影憧憧，吓得要死。形势所迫，周一我们向军管会领导申请结婚。牟干事倒也善解人意并雷厉风行，决定周末为我们举行婚礼。

　　婚房不难，当时绥芬河有大量闲置住房。因为此地上世纪30年代鼎盛时期有常住民和流动人口二三十万人，新中国成立前经过战乱，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清理人口设置边境禁区，市区仅剩5万余人。牟干事在军政大院一座俄式小楼给我们定了一套房子，房子有高大厚实的雕花松木门、窗户还安有木栅板，房子坚固得像堡垒，安全系数百分百。单位的木工在卧室里搭了一个板铺，我们到城郊的农村背来麦秸，铺上两个人的被褥权当席梦思，两个木箱铺上白床单变成了桌子，新房便布置完毕。又买来一个铁锅和一些碗筷，小家也就齐了。至于“婚纱礼服”是洗净熨平的军装，这是那个时代最酷的时装。牟干事还赠给我们每人一顶军帽。

　　周六的晚上，婚礼在会议室隆重举行，会议室主席台上方挂着毛主席像，上午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的横幅犹在，墙上贴有毛主席语录条幅，还贴上了大红喜字。主席台上摆着一尊毛主席陶瓷雕像，一套用红丝带扎着的《毛泽东选集》四卷，这是给我们的新婚礼物。会议室一条条桌面上摆着一些糖果、瓜子、茶水。婚礼简直像座谈会。参加婚礼的都是机关的同事、同学三四十人，不少是一起分配到绥芬河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光委会”成员。我和妻子坐在主席台旁边的一个小桌子前。糖果是大家凑份子买的，一人一元钱。牟干事主持婚礼，他念完结婚证后宣布：我下午通过军线（军用通讯，那时打长途电话很难，需要到电话局排队，地方线路效果也不好。）给新郎的父亲打了电话，得到了家长的批准和祝福，二位的婚礼合法合礼。之后军管会政工组长、团级干部老莫讲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讲话像是形势报告，一国际二国内三本省……极具政治性和理论深度，我习惯性地拿笔在纸上修改我们的“决心书”（答谢词）。台下有人喊：“不用记录。”惹得来宾们哄堂大笑，这才使莫组长结束报告。接下来，莫组长像颁奖一样把主席雕像和红宝书授给我们。之后，由我“背诵”事先写好经过领导审查的答谢词。到此仪式礼成，大家开始吃喝并打趣逗乐子。其经典语录有：上海华东师大分配来的李平指着墙上的会议横幅说：“新郎新娘你们也要抓革命促生产，早生贵子！”绥芬河区（此时已经成立了绥芬河区革命委员会）计生委主任张大姐接下话头，从衣袋里掏出个大红包说：“我随个礼——准生证。一对夫妇两个孩，相隔四五年儿，要是生个双胞胎，我再补个指标。”中国政法学院分来的王红科说：“新郎新娘有家了，得请我们吃饭，不知道新娘会不会做饭？”郑州粮食学院的小刘指着墙上的语录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婚礼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同学、同事们浩浩荡荡拉着队伍送我们入洞房，一路上引得路人围观，像是看秧歌。

　　我们是自古以来到绥芬河工作扎根的第一批大学生。到家门口看到门前堆了一垛劈好的木柴，码得整整齐齐。我们明白那是邻居送给我们烧壁炉用的，不禁让人心里暖融融的……

　　婚后，我们努力工作、勤俭持家，小家庭成了我们前进的加油站，停泊避风的港湾。从此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1981年，我们燕双归调回家乡，搬家时比当年多了不少家当，还有两个儿子。

　　45年前，我们的人生大典就这样简朴而极富时代特色，虽然是“穷婚”，但不俗气，不媚气。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好好工作，安家立业，赡养老人、抚育孩子，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转眼到了蓝宝石之婚。有时跟儿女侄孙们说说我们的婚礼，教育他们不要啃老、要自理自立，结婚切莫攀比，力戒奢靡。要明白结婚是结缘同心，感情、忠贞和白头到老是最重要的，其他身外之物皆是浮云。他们将信将疑似懂非懂，像是在听神话故事，但似乎也有些启迪。

　　至于我们老两口还要耐心等待着庆祝金婚、钻石婚。最浪漫的事，就是一起慢慢变老。（新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