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笔已有十多年了！

　　最初写作确实是从散文着手，但后来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心多浮躁，穷于应付，于文学不论语言和思维都渐渐生疏。就这样，时间之川弹指一挥间流过十多年，最为珍贵的青春时光翻检起来一片空白。

　　生命是如此真实，而又如此无情。

　　突然看到一本同乡蒋建伟主编《散文选刊》原创版，读到了他充满浓郁乡情和深厚农耕文化底蕴的豫东题材散文，一下子勾起了我对生命，对童年，对故乡，对土地，对亲人的回忆。特别是读了蒋建伟的散文《北风呼啸中的娘》，文章对于旷野中暴风雪以意识流手法入木三分的描写，对于饥饿年代兄弟姊妹和母亲形象的刻画，对于豫东乡土人情的描摹，让我久已荒芜的文心突然如沐春雨般复萌出文学新芽。

　　我猛然生出这样的追问：生命于每个人最有价值和最值得记忆的是什么？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境况如何，当我们失落、潦倒、穷途末路；当我们悲伤、彷徨、呼天抢地——最能安慰我们心灵的是什么？是什么能让我们得意时遗忘、绝望时想起，默默成为我们生命前行的不竭动力和永远温暖的灯火，甚至成为我们无论漫长或短暂生命尽头最后的回望？

　　是故乡，是母亲，是家园！

　　因此，我认为蒋建伟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散文——即很多人评论的所谓“乡土散文”之说定义窄狭。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最缺少功利色彩的故土和家乡代表了生命的本质色彩，代表了具有人类意义上的生命家园。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无数个这样的故乡才构成了精彩丰富的世界。因此说，越是民族的地域的，越是世界的永远的。从纯粹精神记忆和文化特质上讲，正是由于故乡，特别是成长于具有浓郁地方特点和生产生活场景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以及由于离别产生的对于故乡场景风物的提纯和诗化，才成为了打动不同国籍、种族、年龄读者的独特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读鲁迅的描写童年生活的散文，读海明威，以及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我们会很容易被打动并理解历史了解地理，并对生产生活迥异的人类的活动和所感所思产生通感。文学也同时由语言艺术上升为鲜活的地理历史甚至美育。

　　就是在这个高度上，我读出了蒋建伟作品的神性。

　　就具体作品而言，不论读他描写月夜抢收麦子抢拉麦子的大野场景和月下劳作，还是读他与父亲酷夏睡麦场的酣畅淋漓，都给我深深的刺痛。蒋建伟用画笔一样的语言，用会说话的活蹦乱跳的语言——那豫东周口特有的方言乡音，把久存于人们记忆中的历史和农耕生活进行了成功地复制复活，让具有类似经历的“70后”以及年龄更长的人们对于那个苦累但纯洁度很高的时代，以及对于故乡土地上最后一茬真正意义上的庄稼人充满诗意的回忆和感恩，并使之成为传统农耕文明的最后的守望者和守护者。因此，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上的价值，更主要的是具有民俗学意义上的价值，甚至对于上个世纪上中叶中原农耕文化的原始形态具有再现和记录价值。而这些，也许超出了蒋建伟的意图和初衷。

　　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不论城市和乡村。那些在几千年如斯的黄土地上的农人的生产和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历经数千年农业文明积累的纯洁和厚重，不论物态形式或精神生活，都发生着颠覆性变迁。这种变化让真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熟悉并接受，同时伴随着快节奏的遗忘。反而，只有那些曾经经历并最终离开这片黄土地的子孙，更能以本来面貌追忆温暖的过去和所有的曾经，让故乡的土地和人民以几千年来的厚重和博大得以重现。而我们的子孙却很难了解和认同。我担心，这也许会出现关于农耕文明记忆的断层。

　　因此，我非常推崇蒋建伟关于故土，关于亲人雕塑般的描写和回忆。这种充满深厚感情和思辨色彩的会说话的故乡风土描写，比电影镜头更具有多维“立体性”和“可视性”。我甚至认为，蒋建伟关于土地、故乡、亲人的描写，带有我们民族性格的底色——不论其厚德载物，不论其忍辱负重，不论其默然无声，不论其土地一样平实小草一样谦卑，土地和农民一直而且永远会成为中华民族存在的底色，成为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生生不息的土壤，成为无数精英和走出黄土地的儿女们的最后归宿和精神家园——那里有我们的母亲，城市的母亲，华夏民族的根。

　　因此说，蒋建伟早期备受称赞的《我是妈妈的蒲公英》等散文，虽然很美很浓郁，但却直白而且格调浅小。反观其最近的创作，不论从意境描写、语言运用或立意构思，都呈现出阶段性升华，那就是从乡土着笔走向文化走向历史，就像从沙滩走向近海深海的浅蓝和深蓝。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蒋建伟的散文不仅具有了地方特色，而且具有了普世意义和人类情怀——以地方风土风物反映和折射更大范围更远历史的文化关照——而这就增强了它的独特性和厚重感。

　　但愿他的散文，他的关于故乡题材的作品能够勾起所有具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也希望远在他乡的未曾谋面的故乡才俊能够以更加超越的心怀，为我们建立起永远充满灯火和炊烟的故乡的圣殿，为所有思乡和在城市中漂泊的离人燃起一盏盏温暖的灯火，在梦醒时分召唤游子回想并叩问——

　　我们离家已经多远？

　　回家的路究竟还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