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方早报》报道，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两名被告人一审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二审改判为死缓和15年徒刑，服刑已近10载。今年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两人无罪。

　　冤屈者沉冤得雪，欣慰之余，更觉沉重。这是一起并不复杂、否定性证据十分明显的案件，如媒体所总结，曾有7次纠错机会，却一一被错失，正义整整迟到了10年。

　　冤案的发生和平反，都具有太多的相似性。在这起案件中，侦查人员违法办案、非法取证的问题同样昭然若揭：无辜的叔侄俩，竟能作出貌似“真实”的有罪供述和指认现场笔录，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指供、诱供问题？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是何原因？警方跨省调动的“狱侦耳目”袁连芳用暴力、威胁等方法逼取所谓“认罪”材料，并作伪证，是否系受警方指使操纵？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被虚置，不仅表现在侦查阶段，同样存在于起诉和审判阶段。这起案件，在证据上疑点重重，除了两被告人的供述和神秘证人袁连芳的证言外，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而且，被害人指甲里检出的DNA混合物，一开始就排除了两被告人。如此“疑案”竟通过了起诉、一审、二审的层层审查，最终以“疑罪从轻”收场。

　　这表明，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所应有的防错、纠错功能，在实践中往往被削弱。

　　防错、纠错机制失效，与当前公检法之间“重配合、轻制约”的制度设计和司法现状密切相关。公检法原本应是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关系，但在一些地方却演变成了“合作”关系。这种机制下，一旦警方通过刑讯逼供、诱供、指供，把“冤案”打造成“铁案”，输入司法流水线，就如同“滚石下坡”，一路冲关夺隘，直到作出有罪判决方止。

　　对于判决生效后的案件，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申诉和再审程序，以期通过事后救济发现和纠正冤错案件。但从实践看，这一事后纠错机制同样难以奏效。此案中的叔侄俩，服刑8年间不断申诉，却无人问津，甚至在法院的电脑里根本就没有录入。直至2011年11月，媒体曝光，及警方认定被害人指甲里检出的DNA与另一人吻合后，才引起浙江省委政法委重视，启动复查。

　　建设法治社会，需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但一些冤案，仍然在不断冲击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痛定思痛，需要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强化公检法之间的监督制约，并严格落实新刑事诉讼法，以严格、审慎的程序来防错、纠错，通过落实程序正义来避免和减少冤错案件。

　　（转载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