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战》讲一个制毒者因为一次爆炸被警方抓获，在求生的过程中，他带着警方与运毒者、贩毒者、幕后老板一一接触，暗中运筹帷幄，展示整个毒品行业链。《毒战》注定会是一部话题电影。因为它会被视作内地警匪片的一个新的标杆：其一开枪最多，其二直白表现吸毒，其三直播注射死刑全程。而在此之前，杜琪峰想找一部内地警匪片来看看，找来找去，发现只能找到主旋律片。

　　而对于资深的杜琪峰影迷，这部电影还有别的意义。杜sir拍过大量精彩的香港黑帮片和警匪片，尺度大，重口味，对复杂的人性刻画深入——这样的风格一向被认为是无法在内地生存。可是，他居然在拍完两部爱情题材后，直接进入了警匪片这样一个敏感区。他会不会妥协？他的浓重港式风格能否融入内地电影文化？杜琪峰会变味吗？如果不变味，怎么可能在没有分级制的内地通过严苛审查？

　　杜琪峰回答了这些所有问题。他在发布会上开宗明义，用粤语讲：“一定要政治正确。”台下的观众和记者都会心地笑了。

　　审查尺度表现开放——

　　警察打人一定不能拍，但吸毒能吗？

　　记者：内地很多人都是您的黑帮片和警匪片的粉丝，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杜琪峰导演，怎么可能到内地拍警匪题材呢？我们很怕你为了进入内地市场改变自己。

　　杜琪峰：我自己也担心过，担心被审查的部门要求我剪太多，剪到不像。神奇的是这次送审没有剪太多，所以我觉得内地审查人员对我很好。以前我和大家一样，觉得他们好像是很害怕我，其实不是。无论电影局还是公安部，还是希望有些不同的，我看他们这一次的放松一定有道理，不是这么简单。

　　记者：你感受能通过的原则是什么？

　　杜琪峰：政治要正确，开宗明义，首先就是我不挑战别人，因为别人也不让我挑战。政治正确就是，在这里拍戏就要守这里的规矩。其实，就算去印度拍戏，也要守印度的规矩。

　　记者：您自己有没有一个设定，哪些不能拍？

　　杜琪峰：有，我跟韦家辉先生已经修订很多。例如：警察打人一定不能拍。但是吸毒能不能拍呢？我们只能试一试，因为中国内地电影没有分等级，这个场面可以给小孩子看到吗？没有想到通过了。也许该检讨一下，内地电影该不该分级了？希望新一任的政府振兴文化，分级制就是振兴文化的一个方面。

　　记者：内地上映的版本跟在罗马电影节上映的一样吗？

　　杜琪峰：一样，没改动。

　　记者：可能很多人会把《毒战》过审上映当成是里程碑一样的东西，尺度终于可以到这里了。希望这个尺度能够至少维持住不变。

　　杜琪峰：我也希望。在拍之前我想找一些内地的公安电影来看，发现只有电视剧，电影几乎没有一部可以真的拿来看，都是主旋律。所以我希望《毒战》是一个开始，可能十年以后，内地会多很多真正的警匪片，那时候大家再拍，就可以拿《毒战》做一个参考。从尺度来说，《毒战》是内地涉及公安的电影里面开枪最多的，所以我相信这是一种开放。

　　合作者帮大忙——

　　刘燕铭先生人脉强做事低调

　　记者：这种开放和您选择的合作伙伴“海润电影”刘燕铭先生的背景有关吗？

　　杜琪峰：(笑)我不太了解他的背景有多大，我只觉得他是一个处理细节非常直接，效率非常高的人。两年前刘燕铭先生来找我的时候，我并不事先认识他是谁，他给我一个公安题材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觉得很有兴趣，就去当地了解情况。在整个过程中，刘先生安排很多不同的警察包括政府官员来和我们接触，这让我觉得他的能力不错，为人低调，又有亲和力。虽然这个事情没有做成，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所以后来有了《毒战》。做《毒战》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去解决。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场戏能不能拍，拍了能通过吗？打电话问他，他总是鼓励我们：“你们先拍完，不行慢慢再改。”这又让我感觉到了被尊重和被鼓励。

　　记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是他帮忙解决的呢？

　　杜琪峰：比如说剧本写出来以后，立项全都是他搞定的。然后电影拍完之后，跟电影局、公安部沟通，又都是他帮我们去讲。有些细节我不方便细讲，因为人家已经给我一个机会，这已经够了。所以全靠刘总的能力，我们哪里懂得怎么讲？我们是拍电影的人，只会拍电影。

　　记者：您说的刘总的能力是对电影审查尺度的判断还是人脉？

　　杜琪峰：他认识很多人。我们拍《高海拔之恋》的时候，他就帮我们解决了当地很多问题，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该找谁，而且找得到。刘总不是简单的投资者，你看他处事很低调，我们比较喜欢这一种人。

　　内地警察怎么拍——

　　内地警察跟香港警察有什么不同？

　　记者：您在香港拍了很多香港警队故事，对香港的警察制度、做事方式都非常了解。这次拍《毒战》又做了很多内地公安的功课，你觉得这两种警察到底有什么不同？

　　杜琪峰：香港警察不在意电影把他们拍成什么样子，你说他忠也行，奸也行，杀人也行，强奸也行，贪污也行，他们明白这是看电影。但在国内警察就一定不能这样拍，尺度差很远。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香港警察的形象是很好的，无论我怎么拍，市民都相信警察，都不会影响到真正的警察地位。但国内的市场没有那么开放，他们就很当真，觉得很多写法会影响整个公安形象。不过即使有很多限制，也足够我写公安题材的电影，还是有足够的空间。

　　记者：内地和香港警察，在工作方式和想法上，你觉得有什么大的不同？

　　杜琪峰：香港警察比较少动用武力，除非那个人对他人生命有攻击或者拒捕。香港警察无权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就算人赃俱获也不能，只能逮捕他去警察局，判罪是法官的工作。香港警察很守规矩，怎么穿衣服、怎么走路、不能吸烟、当差的时候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休息吃饭都要报告总部，很有规矩。这些规矩跟国内差别很大。

　　记者：两种警察工作方式差异很大，但是因为审查限制，你不能写实地描写内地警察，你怎么处理呢？

　　杜琪峰：我戏里面有两个镜头。一个镜头是毒贩用百元钞票当纸钱烧祭奠他的同伙，监视他们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半天只有几十块钱。还有一个镜头讲两个警察追毒贩，从广东一带追到天津，一路开车，没钱交过路费，小便时间都要看毒贩的车什么时候停。所以你知道，我们也希望带出一个正面的角度，希望告诉国内的观众，真正的警察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做创作的人，希望借着这部片讲警察的使命。

　　记者：有没有一些折衷的处理？

　　杜琪峰：韦(家辉)先生已经很了解内地的规定，例如电影里面一定不可以出现警察打人的镜头。所以孙红雷演的警察去抓毒贩的时候，我不拍他打人，我拍成他用头去撞毒贩。

　　记者：但人性探讨应该是多层面有交锋的，现在《毒战》更多地探讨了毒贩的人性，警察的人性讨论不多？

　　杜琪峰：如果两方面都探讨，就会变成一个政治的问题。那是不需要的，我明知道做不到的，还不如做好一方面的人性。

　　为什么要做死刑段落——

　　知道自己肯定死的人，为了求生，他一定出卖所有人

　　记者：电影里面涉及幕后香港七人帮做决定时，有一个民主投票的细节，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

　　杜琪峰：中国的黑社会70年前就是这样，就是投票选举，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领导人讲了不要把西方的东西硬搬到中国，但民主有很多种嘛。我个人觉得人权是重要的，在某种情形下，自由选举是重要的，所以这里放了一点我自己想说的东西。

　　记者：《毒战》里面第一次有注射死刑的全程“直播”，一个有死刑的国家和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罪犯的心态会有什么不同？

　　杜琪峰：很简单，在香港假如你贩毒被抓，最高刑期是20年。内地是贩毒50克以上就可以判死刑。一个坐20年牢还能活着出来的人和一个知道肯定死的人，他们的心态当然不同。一个知道自己一定死的人，在你抓到他之前，为了求生，他一定想打死你，一定出卖所有人。我要讲的是，古天乐演的这个毒贩，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因为他一直想走，但是走不了，他被吓疯了，变成可以出卖所有人的人。

　　记者：所以死刑这段戏一定要有？

　　杜琪峰：我个人感觉这是中国司法更加文明的表现，不是枪毙，是注射死刑，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给观众一个交待，他罪有应得。

　　记者：如果在香港你会让这个人最后的结局是死刑吗？

　　杜琪峰：在香港我可能会写这个人成功逃跑了，因为他跑掉以后，大家才会更恨他，怎么能让这种人跑呢？效果其实比杀死他好。但现在为了送审，不可能不让他死，因为法律在那里，我要尊重内地的法律。

　　对内地问题的看法——

　　缺少纪律，教育有问题

　　记者：您在内地拍了三部戏了，跟内地的接触是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您对内地这个地方和人的看法有一些变化吗？

　　杜琪峰：有。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的成长训练里面，缺少纪律和尊重。我觉得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国民教育第一件事，就是教会你尊重所有人，尊重这个国家的每一样东西。举个例子，我在内地拍戏，很多人围观，我的工作人员不断说：“麻烦你，让一下，我们在拍戏，可不可以行个方便？”他就是不走，无论你怎么说，反正他就是要站在那里。他们不尊重我在拍电影，也不会给我一次机会，只要我做的事情不能马上带给他益处，他就是一个对抗的状态。

　　记者：你觉得根源是什么呢？

　　杜琪峰：教育问题。你是不是真的爱你的国家，爱你的人民。如果真的爱，就会尊重。

　　记者：就是你说的这个教育，不是知识的教育，是人格的教育吧？

　　杜琪峰：香港人叫国民教育。

　　记者：《毒战》里面古天乐那个角色，代表了社会上比较盛行的观点——第一是要活着，第二就是一定要有钱。您觉得在这点上，香港人对金钱的观点，和内地人有什么区别？

　　杜琪峰：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一个健全的国家人民不会很怕，因为政府会有制度保护你，大部分东西是公平的，所以不需要特别用钱来保护自己。在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或者和谐的社会，大家根本不觉得钱是很重要。不是听说要地震了，大家就冲到超级市场把所有东西买回家。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天整个区因为大风雨雪停电，我见到很多加拿大人跑到街上去，因为没有红绿灯，他们站在马路中间帮着指挥，有的人主动拿水去给其他人。因为国家令他们有安全感，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突然的状况，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而不是到超市把东西都抢回家。但这样的事儿，你觉得在这里会发生吗？之前胡锦涛主席说过，到了2020年，中国的中产人士会增长一倍。差不多五六亿。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调节人的素质？其实有温饱，有房子住，国民就会有信心，就会有秩序。每次去到国内，没有人排队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大众的集体恐慌。最守秩序的就是日本人，很安静，很冷静，地震了都排队。这个民族有他的好处，当然他们有很多时候说谎。但是他们对自己国家对自己人民是互相尊重的，这一点香港人也追不上。

　　记者：这几年，内地和香港的关系有些变化。比如限购奶粉、内地人到香港生孩子、内地小孩子在地铁里面吃东西引发骂战，包括电影金像奖，也有为了太多照顾本土的情感的因素而失了公允。您怎么看这些变化？

　　杜琪峰：内地人给香港带来了很多经济机会，但是也产生了很多矛盾。这个时候香港人应该想一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还不好的时候，外国人也很不喜欢我们，没有礼貌，不守秩序，也被人集体歧视。经济发展到人的素质提高，需要很长的时间。（陈弋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