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瑗，字绍蘧，因在家中排行第八，大家叫他李八少。祖籍河南省温县，清代迁至周家口，住北新街路西。生于1887年，卒于1950年，享年63岁。

　　李国瑗的父亲李延英，字宾阁，排行老三。他的大伯李毓英，字俊卿，二伯李擢英，字子襄。幼年丧父，李延英兄弟三人随母亲，寄居在郾城县任教谕的外祖父雷兼善家。兄弟三人学习勤奋，毓英中了举人，后充任海运委员。擢英曾任甘肃、新疆考试法官和典礼院直学士兼礼学馆提调等职。李延英成年后弃学，独操家业，于光绪年间发家致富，在北京、开封等城市有商号多处，在商水、淮阳和西华一带有良田万亩，家资万贯。他为人忠厚，爱护佃户，并且兴办慈善事业。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从郑州一带决口，流入贾鲁河和沙颍河，周家口告急，李延英与当地绅士集资，组织民兵抢险，使周家口转危为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周家口遭受饥荒，社会动乱，李延英先后在南寨陆陈会馆（今文化小学）和南门外设立粥厂，赈济灾民。此外，还修桥铺路，方便群众。  

　　李国瑗继承父业，不仅经营着万亩良田和北京、开封等地的生意，还在商水县城关开设当铺一座，在周家口磨盘街开设德恒祥银号一座。民国七年（1918年）他被选为河南省议会议员，曾任河南省财政厅秘书，商水县议会议员，县参事室参事，1946年又被选为国大代表。

　　李国瑗继承了父辈的传统，助人为乐、与人为善，为周家口人民做了很多善事，笔者听到的以下三件事情，被传为佳话。   

　　第一件，1917年夏，周口沙颍河上游暴雨不停，河水猛涨，几乎与河堤持平。一天，南寨平王亩（现文化小学校址）后内堤出现塌方，水浪上涌，就近难以取土，此时，李国瑗毅然打开麦仓，让百姓用麻袋将其装成包，火速运至溃堤处，将水口堵住，使周口南寨转危为安。此举不仅保全了周口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免除了商水、项城、沈丘等县的水灾。

　　第二件，1924年10月1日，大杆匪首路老九（鲁山县人）率领500余人，打进周口，绑架肉票近百人，其中有李国瑗和樊性之。他们将肉票拉到邓城附近，逐个拷打要钱，但是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贫苦市民。当时，李国瑗挺身而出，对匪首说：“这些人都是街市贫民，请你将他们放回，钱由我一人负责。” 匪首要30万银元，李国瑗答应，并用太平车把30万元银元给土匪送去，所有人得到了释放。           

　　第三件，1931年初秋，贾鲁河上游连降大雨，山洪暴发，一夜之间河水猛涨。虽经地方绅士组织老百姓积极防护，但水位仍在上涨，朱庄北决口，滚滚黄水向东泛滥，淹没庄稼数百顷。为了保护周口北寨，百姓们也不畏艰苦，夜以继日地坚守在河北高庄大堤上。李国瑗把市内所有卖馍挑子的馍全部收买，然后送往抢险工地；他还组织佃农砍伐自己家的树木运往河堤，供打桩堵水使用。经过群众十多天的奋战，终于战胜了洪水，化险为夷，保证了周口河北岸的安全。每遇灾荒之年，他总是组织力量，向灾民供应米粥，建国初期还出资兴修水利。

　　李国瑗仗义疏财、热心公益事业的举动，受到了周口百姓的称赞，几十年来，这三件事也成了周口人民街巷的美谈，到处传颂。

　　笔者居住周口北新街路西，与李国瑗是邻居，新中国成立前又与他的小儿子李名遥是同学，直至小学毕业，关系较好，经常去他家玩，对他们家情况略知一二，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一是他家占地约30亩，坐西向东，住宅设计合理、豪华，居住方便。走进大门，是一个四合院，有南北屋各3间。西屋是一座约100平方米的大会客厅，通过客厅南北两侧进入中院，中院南、北、西屋都是明三暗五的卧室，通过西屋两侧进入后院，后院与中院建筑格局相同，不同的是都有二层楼房，全院均是青砖铺地，走廊回绕，可避免日晒雨淋。所有房屋全是砖瓦结构，屋顶有各种屋脊兽。通过后院西行，有后门一座，可通文化街。

　　二是后花园设计精湛，美观怡人。从后院向北，有一个小门，打开小门，一座美丽的花园便展现在眼前：走几步迎面一个荷花池塘拦着去路，必须通过一座小桥西行，真乃“小桥流水，曲径通幽”。过了小桥，满眼皆是名花异树，鸟语花香，使人眼花缭乱。正中间是座青石假山，可拾级攀登。西墙边是一遍茂密的竹林，郁郁葱葱、节节向上。

　　这座住宅，是典型的明清代建筑，可与号称“周口大观园”的黄杏樵别墅相媲美。新中国成立后，由周口市和商水县人民政府使用，后由周口地区建筑公司和计量管理所使用，后又盖了家属楼，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部拆除，实在有些可惜。

　　周口新中国成立后，李国瑗于1949年携家眷从开封回到周口，受到人民政府的欢迎和热情接待。他为人乐善好施，和睦乡邻，亲朋之间如因婚丧大事或其他情况有困难时，只要向他求助，无不解囊相助，从不计偿失。每逢春节或者春荒，他的佃户有生活困难的，总是积极支持，帮他渡过难关，因此，佃农对他也都很感激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