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戎国强

　　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会会长纪宝成，在接受中青报专访时，对职业教育现状的焦虑和不满溢于言表：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打心眼里却瞧不上。” “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

　　纪宝成列举了多项有关职业技术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审视这一系列的政策、规定，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知识歧视。以纪宝成的描述，就是人为地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来，把不同功能和种类的知识和技能，分出高低贵贱来。

　　无论中考、高考，成绩最低者读职业学校——这个排序，也是一个知识排序：职业院校所传授的知识、技能是最“低级”的知识和技能。由此发端，职教生在求职、就业过程中的一系列的低评价、低待遇、低地位，以及职业教育的低声望，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记得亲戚家一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对高考信心不足，建议他考虑高职院校，孩子及其家人听见“职业院校”一词，其恐惧、拒绝的表情与心理，如同遇见瘟疫。纪宝成说“老百姓不认可、不愿意送孩子上职业院校”，是因为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下，读职业院校，庶几成了“知识贱民”。

　　说职教歧视是知识歧视，那么，比职业技术教育更“高级”的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不是很受重视吗？“知识歧视”的观点还站得住脚吗？一直来被诟病的“高校行政化”的核心，或者说要害，就是在从事知识生产的高校里实行官本位，而不是知识本位；从科研课题到其他利益分配，教授要仰行政之鼻息。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地位”，虽然高于职业教育，但还是要看权力的脸色——说到底，所谓“知识歧视”，其实是对运用知识和技能从事劳动的人的歧视。

　　一朋友多年从事高职教育和职业教育研究，他说，在德国，一个出色的职教毕业生，可以拿到相当于大学教授的工资；在一般人心目中，一个官员与大学教授、技术人员之间，并无中国式的“高低”之分。专访中纪宝成把当下社会风气归结为“拥抱资本、疏远劳动、轻视劳动者”；如果加上“拥抱权力”，就比较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