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我接到凌鼎年先生发来的两个邮件。

　　月初，鼎年发来邮件说：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公示，你榜上有名。这使我很高兴，高兴的原因不仅是自己的作品获奖，我的老友孙方友的作品亦在榜上。这样我就有可能在颁奖会上见到他一面。我们已经有十来年没有见面了，很是想他。

　　月末（7月28日）鼎年再发来邮件：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好友孙方友心脏病发作过世了……我心里一紧，身上一阵冷寒，走在炎夏的烈日下，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个中原大汉的身影。

　　我与方友相识相知都缘于小小说，他创作的《女匪》、《雅盗》、《蚊刑》等一系列小小说深深吸引着我，也引起我极大的写作小小说的热情。不久我就写出《我三爷的故事》、《鬼卦》、《心杀》等几篇写土匪的小小说，小说很快发表，而且一一被《小小说选刊》选用。1992年，我们共同的好友张记书在北京组织一次小小说笔会，邀我参加，记书一见面就说我的小小说写得好。听说我准备出版一本小小说集，记书说：宝山，我给你的书写序怎么样？

　　记书不虚言，就在我们笔会结束，分手的前一夜，他熬夜写了《炒一回马宝山》的序言。第一次提出：在中国用小小说形式写土匪的有河南的孙方友，四川的曹德权，还有内蒙古的马宝山。于是，在相当一个时期，这个说法成为一种定论，许多报刊都是这样报道和评说的。

　　可是，我与孙方友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这个机会来了。1995年9月，《小小说选刊》在北京海军招待所，为活跃在当代小小说文坛上的20位小小说作家开作品研讨会，这个会自然不能少了孙方友，遗憾的是四川的曹德权因事没有来。方友来了，他和他的兄弟墨白匆匆地赶到，就直接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十分凑巧的是，评论方友和我的评论家是同一个人——吴然先生。果然吴先生把我的小小说与孙方友、曹德权的小小说一并进行评说，吴先生说：他们的作品具有脱俗意味，他们坚持自己的写法，不去刻意追求人为的东西和流行的手法，却把注意力集中于包括人物塑造在内的根本问题上。这反映了他们具有非常明确的创作观念和清醒的小说意识。需要强调的是，对小小说作家来说，小说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1995年9月的北京，成为我的一个纪念。

　　蒙古人讲究，对他仰慕的人，第一次见面是要带礼物的。我拿给孙方友的小礼品是一把蒙古刀。这件事方友很快写进《内蒙古有个马宝山》一文里，他写道：……宝山送我一把十分精美的蒙古刀，说这是蒙古人送朋友祛灾辟邪的吉祥物。可是这把精美的蒙古刀在那天上午游览故宫，不想正逢“世妇会”，北京治安检查很严格，在小件寄存处被警察搜去，还严格盘问为什么携带刀具。我一再说明是朋友送我纪念的。警察更是警觉地问：是什么朋友送的？他为什么要送你这样的刀具……这时我只好掏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跟他们“小说”了一番，说送我这把刀的人是年过九旬的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前他是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一个大土匪，后来归顺傅作义将军，并与傅将军一同起义的民主人士。这次我进京就是给这位老先生写报告文学的。公安人员相信我的话，可是仍以保证在京举行的“世妇会”安全为由，坚持不归还那把内蒙古刀。还说既然你已是那位老政协委员的朋友了，以后再让他赠送您更精美的一把蒙古刀嘛！

　　我知道，那把蒙古刀被忠于职守的北京警察扣留了，但是，方友把情意留住心里，也就是把我那祛灾辟邪的一份情意留住心中了。

　　方友的那篇《内蒙古有个马宝山》一文，是写在一张大稿纸上，稿纸是暗红的格子，方友极娟秀的文字，一格一字，清新流畅，我一直保存到今天，算算已经十八年了。这篇文章在几家报刊上发表，还把这篇文章收在我1999年出版的《马宝山小小说》里了，也把方友的友谊作为一生的纪念，珍藏在我的心中了。

　　这样的文字我越写越难过，已经是半夜了，我强迫自己休息。

　　我睡下，睡下了就在梦中相遇孙方友：见面的地方好像是山东的崂山，我说：“方友啊，你的头发又少啦。”

　　方友说：“是哪，你的头发可是全白啦。”

　　“老喽！”

　　“是啊，都老喽！”

　　方友说：“写小小说有个秘诀，我大概和你说过吧？”

　　我说：“好像说过，你讲小小说里的故事一定要多拐几个弯儿，一个弯儿不行，两个弯儿还有那么点意思，要是拐上三四个弯儿，那一定是最优秀的小小说了。”

　　孙方友笑了：“这个秘诀我只告诉你一人，可不许相传，告诉他人哦。”

　　我笑了，说：“凌鼎年、王奎山、曹德权、申平他们都知道啊。”

　　方友狡黠地哈哈大笑。

　　我却没有笑，醒了。醒来了，孙方友就不见了。这时我听见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

　　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默默思念着我的文友。我想，7月的夜雨也和我一样，一定是为我们的好友孙方友送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