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

　　生命皆有终点，但生喜死悲的命运色彩，令人们谈论起死时总难免有几分怯怯。倒是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先生颇为豁达，他在刚刚出版的新书中说，“如果我必须通过吸管进食，并且没有复原或恢复行动能力的可能性，那医生就应该替我去除吸管，让我能迅速地辞世”。

　　李光耀先生的话引起坊间的关注，临终要不要“插管”也再度成为谈资。其实，这是老话题了。实质是如何理性对待生命的终结，临终要不要“过度救治”。此话题虽已谈论了多年，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公众观念上，或在社会的制度安排上，似乎未见改进。随便到医院看看，那些临终病人，尽管神志不清，既没生活的乐趣更谈不上生活质量，甚至失去做人的尊严，但依然身上插满管子，靠药物和器械苟延着生命。

　　这若是出于病人的意愿，或可理解。但事实上，由此造成的巨大痛苦往往令病人“痛不欲生”，文学巨匠巴金就痛陈自己经年的病榻生涯为“非人的生活”，因此，许多病人对“插管”深恶痛绝，强烈要求拔除。而对病人的亲属来说，则不仅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有对工作、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他们往往深陷泥潭却不敢轻言“放弃”，这既有周遭舆论的压力，更在于血缘亲情及传统文化对生命的敬畏和未能尽力挽留亲人的心理自责。于是，本人不愿、亲人无奈，既不能挽救生命却又徒增病人痛苦的怪圈，多少年就一直这样恶性循环着……

　　也有例外，如多年前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医生罗点点就建立了“不插管”俱乐部，倡导人们签署生前遗嘱，不过度医疗和有尊严地死去。去年媒体也曾报道浙江一位医学博士，当其父亲罹患癌症晚期，便不主张高龄的父亲再动手术抢救，而是让父亲在家乡安详离去。但这样的事例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家庭是，亲人临终，整个家庭也被折磨得好似赴了一次“鬼门关”。这已成为每一个经历如此变故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而对于社会来说，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难道就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牵涉到“临终关怀”的问题。其实，在美欧等一些国家，临终关怀已是很成熟的事业。对那些身患绝症或走向生命终点的人，他们一般不主张过度救治，而是送到临终关怀医院或者就在自己家里，施以必要的药物和心理治疗，减轻病人的痛苦，让其有尊严地走到生命终点。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既取决于生命观的改变，重在追求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还在于医疗行业相应的制度和设施跟进，对医院来说，“临终关怀”病床往往是赔钱的。而“临终关怀”如果没有医疗业的支撑，一切都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