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农

　　日前，《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出台。新办法将深圳市的公共厕所分为市政公共厕所、社会公共厕所和协议公共厕所三大类。公厕产权单位擅自收费、停用或拆除公厕的，将被处以最高5万元罚款。此外，对于在公厕内乱涂乱画、吸烟、吐痰以及便器外便溺等行为，有关部门将处以100元罚款。有市民质疑如何监督与执法。

　　对城市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使用和监督专门出台地方性法规，这在全国并不多见。深圳此举值得肯定。但这并不代表这部地方性法规中所暗嵌的瑕疵，就可以被忽略掉。审视和关注这些瑕疵或将给我们的立法理念带来一些调整。

　　当地市民质疑的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故意尿歪也要罚吗？如果监督与执法跟不上，相关规定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深圳此前曾出台禁烟条例，但实施多年却没有开出一份罚单，现在厕所内不准吸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怎么落实罚款？违规行为如何界定？若要一板一眼地落实厕所内的罚则，就必须一座厕所内至少配备男女各一名具有执法权的执法者，显然，这是任何一座城市都做不到的。

　　法规文本要讲求严谨、周密、完整，这本没有错。但是，立法、执法、司法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在立法的层面，需要考虑到“下游”的两个问题，一是执法成本问题，二是对社会生活实际产生的规范与引导效果。立法者如果只站在自己的层面上，追求法规文本的严谨、周密、完整、甚至包括罚则的严厉性，一旦不接地气，就会让执法层面束手无策，并且导致社会生活不得不去破坏和冲击法规，反向培育无视法律的社会气氛。

　　其实，类似的法规条款并不少见。譬如，道交法第89条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罚则看似合情合理，也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但付诸现实，却很难一以贯之地执行到位。其负面效应在于，行人在马路上受到了法律界限模糊的“训练”。

　　诸多事件表明，不按法律办事的结果，会逐渐蕴积一个风险社会。种种特权与个体戾气暂且不说，最起码在立法的层面需要考虑到执法的可行性，和对社会生活文明规范的可能性，以不致法规本身就暗嵌着不按法律办事的“后门”，给民众以法治精神模糊的负面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