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墨白先生的《欲望》三部曲写作跨度近二十年，恰好对应了市场经济深化之后中国社会进程的陡然巨变，无论是政治经济层面，还是思维方式、情感呈现、信仰层面，抑或人伦、心理层面，就基本精神图谱而言，身体、个人、欲望、金钱、权力等标签取代了集体、国家、信仰、英雄主义等图腾，在技术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催逼下，伴随着身体的率先觉醒，欲望这一潘多拉魔盒经过个体之手而打开。就如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所判断的那样，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欲望》的写作恰恰是通过身体，打开现象场，并进而实现个体精神的还原，其内容对应着两个向度，一个是欲望发生学的原理，一个是身体现象学下的个体精神的生长。

　　对事物进行简单而粗暴的分类，乃泛道德主义语境中价值判断的常态，二元思维导向下，非黑即白的话语秩序经过意识形态的强化而得以确立。在这一语境中，欲望，主要指人的欲望，因其与征服、权力攫取、物质消费、性满足等因素紧密相关，于是迅速被污名化，常常以恶劣的情欲加以冠名，于是为主流话语所驳斥和覆盖。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处于绝对至上地位的一元论语境逐渐松动并走向塌陷。有关“欲望”的正名，一方面在生活实践领域紧锣密鼓地开展，一方面在话语重建中（其中包括文学话语所参与的文本实践）悄悄解冻，并以极快的速度，由曾经的“左倾”急速摆向当下的“右倾”。

　　“欲望”本身是中性的，斯宾诺莎曾指出：“欲望是人的本质自身——就人的本质被认作人的任何一个情感决定而发出某种行为而言。” 在他看来，欲望就是现实中人存在的基本形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欲望看作是自我意识的结果，后来的弗洛伊德则视欲望为人的本能，是人潜意识深处巨大的心理能量，并在《释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亚历山大·科涅夫则认为，欲望鼓动人并驱使他行动，欲望是虚无或空虚，只能由摧毁、否定或同化的行为来填补。他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人的欲望或人类发生学意义上的欲望是被另一个自我意识承认的欲望。” 如上所述，人自身也好，本能也好，自我意识也好，皆指向人自身的建构，而非表征人性的阴暗面或者自我否定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的精神生长过程，也是欲望展开的过程，如何实现欲望的对象与欲望的本质间的契合与统一，方为关键之所在。

　　对应个体精神的成长历程，《欲望》书写的恰是欲望对象与欲望本质间的相互撕裂，进而反向生长的过程，其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贯穿于三个主要小说人物的人生故事之中。谭渔、吴西玉、黄秋雨，他们是同一天降生于颍河镇卫生院的异性兄弟，各自从颍河两岸的村庄出发，沿着不同的路径进入城市，进入欲望的迷阵之中，并分别构成红、黄、蓝三卷的主人公。他们之间的角色身份不尽相同，作家谭渔，行政官员吴西玉，画家黄秋雨。

　　路遥的《人生》发表后，很多读者会在心里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进城后的高加林会变成什么样子？会走到哪里？”。三十年过去了，结合城乡两重因素的沧桑巨变，我们已经知道其中的答案绝不是唯一，或者可以这样说，进城后的知识分子，其存在的维度有着多重的可能。谭渔、吴西玉、黄秋雨的三种人生曲线，皆可作为其中的答案。他们是可能的高加林，或者另外一个高加林，他们的欲望展开，表现出当代作家对流动于城乡格局的知识分子的持续关注和探究。

　　红、黄、蓝三卷中不仅人物的精神个体成长方式不同，这个方式分别为欲望和蜕变的向度，在具体的叙事处理上，同样存在着跨度和变数。打个比方，墨白从来不会使用同一只杯子装水，不同的水体他会用不同的杯子。从其早期的众多中篇，到如今的三部曲，如此众多的作品里，几乎不存在叙事手段重复现象，这或许只能以作家自身的艺术自觉性加以解释。对于《欲望》而言，先锋叙事探索只是总体的指认，具体到各个分卷，叙述视角，叙述手法，叙事架构等因素，皆不尽相同。墨白在这部小说中将色彩以及和色彩相关的视觉带入到文本之中，形成某种文学景观学效应。

　　作为一个系列，《欲望》以灵魂在场的方式切入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长与精神重构的心理空间，众多斑斓的生命细节和场景，如摇晃的植物手掌，在山坡上向着我们挥舞，它们中有我们陌生的景象，也有熟悉的声音，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影像。　　

　　作者简介：刘军，1973生，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致力于当代小说、散文评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