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中有上世纪50年代父亲的照片，国字脸的父亲穿对襟蓝司领布褂，英俊潇洒，像极了五四时期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还有一张全身的黑白照，两手握着铁锹的父亲面带微笑腰板直直地立着，一只腿弓着一只脚踏在铁锹上，一副改变世界舍我其谁的自信。

　　爸生于1930年，弟兄三人，他不但是老幺，且是爷爷续房得来的儿子。老年得子，爸一出生便是宠儿，倍受爷爷宠爱。

　　父亲年轻时清爽干练，十足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作派，是属埋在油盐酱醋里也找不到烟火味的人。甚至我做梦时，总梦到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他坐在藤椅上，桌上摆满了书，屋里一团乱麻，但他怡然自得。

　　爸的没烟火味，被家人终生“弹劾”。

　　年轻时的父亲对家几乎没有概念，姊妹几个谁上几年级从没过问过，家像旅馆说走就走。二姐常说，爸是公家的人，在外面的时间永远比在家多。还说，妈年轻时多病，有几次病得厉害，把他叫回来给妈看病，爸也总是匆忙回来，带妈看病后又匆忙而去。

　　在收拾父亲的书和影集时，正巧一份父亲的干部履历表碰在我手上，填表时间是1965年，当时父亲是县教育局的教育股长。从履历上得知，父亲1950年经县教育科介绍考入淮阳短师班（即淮师办的短期班），10月转入淮阳师范读书。1953年爸淮师毕业后分配到城内新华小学当教师，工作狂的父亲一年后即当了主任、校长。后又转入北关小学和郑集小学当校长，于1958年转入县文教局任副股长，两年后又下放到大连乡苑楼大队任大队长。随后，他在大连乡的区公所任文教助理，1964年才回城到县教育局任股长。

　　爸不止一次说，当时的教委只有一个局长三个股长。三十露头的父亲属其中之一，可见他的年轻得志。爸的老同事李德昌老人说起父亲，和我们眼中的父亲判若两人。他说爸是个快乐的人，非常爱说笑话，喜欢和人逗乐，光他的外号就有几十个，最典型的是“董乐天”、“机灵鬼”、“鬼见愁”之类。还有同事含混不清地暗示说，你爸一辈子胆子小，看起来胆小得很，什么事也不敢做。

　　我是看完以上履历时方才理解父亲为什么是“公家的人”，为什么总不在家的。爸是工作着才快乐的人，他不喜欢庸常无为的日子。当然，是不是还有不为人道的原因，诸如，家人因歉疚带来的私下推测，父亲没有儿子。再诸如，作为一个被改造的地主的儿子，爸会珍惜他的前程，他愿意无怨无悔地改造自己。爸的履历表里，他在“家庭主要成员的姓名、职业和政治态度”一栏里写道：“父亲董清泉，新中国成立前出租土地过剥削生活。因全家也居城内和别人合移于杂货铺，在铺内当管账先生，是地主分子。1959年夏因病死亡。”

　　我是爸回城那年出生的，但爸在立子上运气实在不好，不是女娃，就是男婴出生后夭折。到我出生时已是第四个丫头片子。我的出生没能给爸带来家的乐趣，他更加失望了。当时，奶奶乡下的一家亲戚有七个男娃，愿意把他家的男孩换过来，奶奶也有这个意思，但征求爸的意见时被爸坚决制止了。

　　其实，我们姊妹都很理解父亲在那个年代承受的压力。好在父亲是读书人，从未发过牢骚。而且，从父亲给我们姊妹起的名字上也可看出父亲并无男尊女卑的观念，从内心里是把我们当作儿子养的。我们姊妹的名字依次为：大姐建国（1949出生的），二姐卫国，三姐建华，老四卫华，可见我爸那时是足足的进步青年。只是，到我出生时，四个丫头片子让爸的意志已弱，随了妈的心愿，按董家辈分我是“素”字辈，于是，老幺的我有了一个很俗的名字：素芝。

　　父亲晚年时，一家人聚在一起谈论父亲母亲对家的贡献，二姐笑着给我爸总结两条重大贡献：第一，没跟我妈离婚。那个年代离婚不离家的特别多，爸保持了一辈子从一而终。第二，爸没准许奶奶把二姐和我拿去换男孩。

　　这当是家人对爸最严厉的审判了。

　　我四五岁时，当是文化革命最红火的时候，爸又下乡了，到齐老乡做了文教助理，然后，在齐老卫生院当了院长，1979年才再次回城，先做了县豫剧团的支部书记，又转到县太昊文物保管所任支部书记，后回到县文化局做了文物股长。

　　颇为戏剧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教育局股长到90年代初退休时的文物股长，年轻得志的父亲仍然是股长，没一点进步地在股长位子上坐了30年。只是，30年之后，自称“万金油”干部的父亲成了文物古建方面的专业人员。从80年代开始，爸就参与太昊陵东西廊房、统天殿、显仁殿等的复建和修葺，父亲退休后，陈胡公墓、弦歌台的复建，爸也被请去做监理，爸成了淮阳没有名分的古建专家。

　　三

　　而今，眼前的父亲，让我在疼痛之后有英雄气短的喟叹。

　　我对父亲打岔说，去哪儿走不远？

　　父亲指着北关太昊陵的方向，说想去北关转转。

　　我说有公交车还有观光车，很方便的（写下这几个字时，我才意识到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此时的父亲没有扶手已走不了远路了），你要去哪就坐公交车，不用骑车。

　　爸又重复说走不远，走不远。

　　“走不远”、“走不远”不停地在我心头回荡，也刺激着我，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不是不让你买车，是骑车不安全。

　　父亲说，我不骑，推着。我说马上要二月会了，你推着车子也走不快，碰着了咋办？

　　父亲说我走路边儿。我说二月会人太多，不是怕你碰人家，是怕人家碰着你了。怕爸不高兴，我又迂回着说，要买车你也得挑个日子，这正月十五还未过，急着买啥。要买也过了二月会，人少了再买也不迟。

　　爸高兴地笑了，说今天不买了，你回吧。我在这坐一会儿就回去。

　　在淮阳城北门的城墙口，我和父亲面对面进行关于车的对话，这种单独地平和地劝说，父亲对我也属第一次。

　　这时，一个和爸年纪相仿的老人推着车来到爸的身边，是以前实验小学的门卫老张头。这老伯看上去明显有偏瘫的后遗症，说话时有些卷舌，右腿拉拉着，右手也不活泛。他把老人车停在我和爸面前，对爸笑着。

　　他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和父亲说话，问父亲夜里要不要人照顾，父亲说不用。他说，你比我强，还能自理。我晚上离不了人，需要人陪着。

　　爸没接话，他又不停地说着，问着……

　　爸不说话甚至看也没看他，几分钟后，爸一声没招呼推起老年车往回走……

　　我稍一愣神，对他笑笑也推车往回走。

　　这就是父亲，他成不了一个絮絮叨叨的老者。父亲一辈子不喜欢张长李短，不喜欢诉说苦难，他也融入不了喝酒打麻将打发时光的人群，说到底，父亲享受不了世俗的幸福。

　　父亲性情耿介，敏感而自尊。不大入俗的他一生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年轻时的父亲在金钱和物质上是个界线分明的人，尤其不能忍受物质压迫。三姐到成婚论嫁的年龄有人说媒，对方是当时颇有身份的家庭。介绍人来时捎来4斤很讲究的点心（果子），这在当时80年代还显得奢侈。爸一听说勃然大怒，说这八字没一撇，带东西干啥。闺女结婚又不是卖闺女，谁拿来的东西谁拿走！结果，介绍人非常尴尬，将东西带回去后再没声响。

　　爸让我们最痛苦的是他的不求人。二姐曾作为知青下乡到搬口新建队，3年后农场推荐二姐到周师上学，上学时填写毕业志愿时，二姐随笔写了搬口。结果毕业分配时分到了搬口高中。二姐尚没成家，下三年乡上二年学还要再回到那里，妈不同意。想着爸是教育局出来的，让爸去找他的老搭档说说让二姐进城，可爸一听火冒三丈，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去！叫我去求人，谁想去自己去。”正巧二姐要好的同学认识教育局的，一纸调令就把问题解决了。

　　为诸如此类的事，倔强、不求人的父亲在我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也很遭一家人抱怨。

　　因为性情相近吧，我和父亲一点也不亲近，且极易发生争执。我五六岁时，父亲有次回家罕见地带了个袋子，给我们每人发两个小苹果，然后出去了。知道袋子里是小苹果，我打起了主意。趁爸出门的当儿，我跑到里屋把我的花袄兜里塞得满满的。父亲看到后很生气，给我一一掏了出来。失了面子的我大哭不止。爸被我哭烦了，对着我厉声说不许哭。不许哭让我更伤心，不让哭我偏哭！爸唬不住，又厉声说，要哭去外面哭。我被爸连推带搡推到家门外。我站在胡同里大哭了很久，直到三姐把我劝进家里。

　　走上社会后，较真的我也不止一次和父亲发生冲突。直到父亲退休，而我有了孩子后，我们才弥合了这道伤痕。

　　大女儿小时是父亲和家庭最融入的时候，父亲像换个人似的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到处跑，在家和女儿手对手、脚对脚地对唱拍手歌，逗得女儿哈哈大笑。

　　爸和外甥东东的故事更多。东东是三姐的儿子。因三姐和姐夫都在周口上班，没人看孩子，东东小时候便经常被送回淮阳。外甥是很聪明很有主见的那种人，我行我素。我妈管不住时，总交给我爸，说，你得叫他把这块馍吃了。爸于是命令：东东，给我把这块馍吃了。东东大多时候会听话地接过来吃了。不听话的时候，爸爸就和东东比赛“咱俩谁tie（厉害）”。爸和东东对面坐着，握着手腕比赛“谁tie”。第一个回合，爸爸轻轻握住东东的手说：“咱俩谁tie？”东东说：“东东tie。”第二个回合，爸爸稍加重气力，问东东说：“咱俩谁tie？”东东不改嘴，说：“东东tie。”第三回，爸加重了力量，再问：“咱俩谁tie？”东东吃不消了，立即说：“姥爷tie。”再比一次，东东会连声说“姥爷tie”，每次都会在这样的对话中结束，东东这时叫吃饭就吃饭。

　　我和父亲从未单独面对面交流过。青年时期，偶尔从父亲与他人的对话中会听到父亲对我的夸奖：朴素、好学，于是被父亲夸奖的我就一直朴素、好学了这么多年。2000年盖房那年，过路的邻居问起谁盖的房子，爸说，是老小，在宣传部，会写，是个笔杆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以自豪骄傲的口吻说起我，说起他的女儿。只是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父亲老了。

　　在我心中，父亲一直是强大的，强大的父亲总带给我思考。又想，所谓的强和弱终究是力量的对比和较量，比如体力，比如智慧……岁数悬殊时，年龄有时会成为决定因素。

　　父亲得了面部神经麻痺症后，表情生硬。一岁多的小女儿亦琪不喜欢他的玩乐方式，看见妈过去，她说姥姥坐，爸还未走到她跟前，她就说，让姥爷走。爸也不生气，仍坐在她跟前，直逗到女儿哇哇大哭。2004年的春天，父亲陪着不到3岁的亦琪在三楼玩，亦琪站在窗前的小凳子上往外看，蹬翻了凳子，父亲怕她摔倒就用力抱住她，结果女儿却砸在爸的身上，爸想站站不起来，用胳膊肘用力撑了很久才起来。

　　父亲一天也没讲摔倒的事。晚饭时，父亲笑着，带着多日未见的兴奋大声说：“二花开了。”我莫名其妙：“啥二花开了？”爸笑着说三楼的金银花，开黄色、白色两种。女儿说，上午我们看花时摔倒了，姥爷摔住了。再问，爸大笑着，脸似乎红着，用极不自然的表情说摔倒了，说着扬起了胳膊。天呢，整个胳膊又粗又肿都变形了，胳膊肘上露出红红的一片肉。都这样了，爸竟然一天没说，在心疼父亲的同时又感觉爸傻了一样。

　　第二天去医院拍片，爸的胳膊骨折。

　　我猜想，父亲还想像以前那样磕碰后自己扛过去，可是父亲再不是那个父亲，他扛不了自己的病了。

　　这似乎是我记忆以来父亲第一次住院。父亲以躺倒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衰老。

　　去世前的两三年时间里，父亲大多数是沉默的。每到冬天，父亲一个人坐在三楼的躺椅上，眼前放一张凳子，上面有《老年春秋》之类的书，还放着一块块生姜、干姜或其他中药类的东西。那时的我还不怎么明白养生，感觉有些怪异，但我知道父亲喜欢做些养生的尝试，用些小偏方。父亲不是守旧的人，生活上接受新事物特别快，退休后有一段时间，父亲一个人买来电饭锅按着书里的配料煮粥。父亲就是这样，从不要求别人做什么，高兴了就一个人默默尝试。

　　父亲经常在三楼，有太阳他坐着，没太阳他也坐着，一坐几个小时，有时在躺椅上睡觉。我偶尔上去，便觉刺耳的寒风难以承受，劝他这么冷不要在这儿坐着，父亲总笑着说不冷。好在父亲并没有因此感冒过。

　　父亲少说话，我们都害怕他得老年痴呆，认不出路和家门。但父亲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和妈相比，每到需要动脑筯时，爸总比妈反应快，比如妈在家叠烧香用的金铂元宝，或数什么数，总要爸替他记着。

　　爸去世后我们才明白，爸其实是老年抑郁症，运动着忙碌着的他才是快乐的，走不远的父亲实在太闷太孤独了。（待续）

　　■董素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