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在云南金平县,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辍学结婚生子并不罕见,甚至有人生了几个孩子仍未到法定婚龄。村民多认为,现在生活不错,衣食无忧,不需要用知识改变命运。据悉,该县政府称一直在努力抑制早婚现象扩散,采取“控辍保学”措施,但处罚难操作。(12月1日《京华时报》)

　　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偏远农村地区,早婚现象死灰复燃,固然有部分农民家庭观念、生育观念陈旧的因素,也和当下农村青少年的发展困境密不可分。

　　早婚既和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也和农业社会的家庭模式关联——几代人居住在一起的家族式生活,不仅培育了家庭观念,也锻炼了家庭生活的能力。

　　从本质上看,早婚现象是农民出路单一化、人生定型化的结果。在教育资源失衡的格局下,那些难以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外出务工便成了不可回避的宿命。为了让孩子早一点“收心”,同时也为了降低婚嫁成本,早婚在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男女双方家长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理性选择。

　　在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渠道狭小逼仄的当下,辍学打工成为许多农家子弟的人生轨迹。不是说农民现在的生活很好、不需要用知识来改变命运,而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他们缺乏改变命运的信心和能力。

　　倘若农村青少年拥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又怎么会过早地走上婚姻之路?早婚说到底是一种“揠苗助长”的过度社会化,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早婚现象不仅在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存在,在笔者老家所在的江汉平原,一些辍学打工的弟弟妹妹也早早地结婚生子。社会学实证研究证明,在子女“跳出农门”无望的背景下,早婚关系是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即养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以便趁年轻力壮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时,也通过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家庭财富,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现。

　　早婚现象投射着社会变迁的集成影像,也和当下农村代际关系变化和农村青少年生存生态密不可分。减少早婚现象,“控辍保学”只是治标,促进教育均衡、提高教育改变命运的能力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