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这是亟待要问个“为什么”的问题。

　　毫无疑问，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2月27日表决宣布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南京的赵龙先生是最激动的一位，因为他是10年前第一个正式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交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为国家公祭日提案的人。2005 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此动议，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在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遗址举行公祭活动，并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提案如此明确其意义。

　　10年后，这一提案终被采纳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实在令人感叹！

　　我们怎能忘却77年前的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在这之前的三个月里，日军与中国军队在黄浦江畔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有名的淞沪战役。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阵亡25万余人，日军阵亡8万余人，此役激烈异常，最后以日本军队取胜告终。

　　淞沪战役之后的一个月，日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向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城。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3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

　　科学这样告诉我：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血液大约为4800毫升。30万人的血液，应该约有1500吨！如果用10吨的车装运这些血，则需要150辆车。150辆车组成的车队，可谓浩浩荡荡，见首不见尾。科学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为15000HZ。30万人若同时发出绝命的怒嚎，则产生的巨大震撼力超过八级地震，能将20层高的摩天大楼推倒……

　　距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到今天，已经整整77年。

　　77年后的2014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在南京大屠杀之日，确立为“国家公祭日”。

　　这个“国家公祭日”来得好晚呵！但它毕竟来了。

　　也许如果不是今天的日本右翼执政者一次次挑战我中国,变本加厉地不断伤害我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可能仍然不会为被侵略者屠杀的30万同胞举行如此特殊的仪式。

　　我健忘的民族，我宽容的祖国，也许不会让我来写这样一部作品——事实上虽然我也早早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但一直认为早已有人写过这样的作品了。

　　“没有，绝对没有人全面写过。我向你保证！”对我说这话的人叫朱成山，他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军侵华史研究专家。

　　为了印证朱成山的话，我认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结果令我大吃一惊：77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数以百计，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积成山，但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军区的作家徐志耕写的，一部是华裔美籍女记者张纯如写的。前者的贡献是：作者亲自走访了一批战争幸存者，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十分可贵；后者则以外籍记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国外对当年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资料，而张纯如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或由于视角单一，或因为资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视角地深刻揭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全景。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似乎还基本停留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国作家，我决定去重新回眸那段震惊人类史的悲惨时光，去抚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国的亡灵……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和苦难记忆时，却又被一个个才意外地发现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发现：在77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刚刚屠杀完我数十万同胞、将我美丽古都变成废墟后，厚颜无耻地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公祭”！

　　这一天是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军的“公祭”是在南京机场举行的，有一万多名日军将士参加。关于这一“公祭”活动，在侵华日军的将士日记和回忆录中还能找到相关记载。

　　这就是日本人，作为一群加害于他国30万人的侵略者，竟如此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地搞了这样一场“公祭”。然而无比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基本上无人知晓此事。

　　这就是日本——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强大，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与意愿，挥刀举枪，从大海的那边跨海而来，大肆掠夺他人的财富与资源，任意残害他国的无辜百姓，没有一丝罪孽感，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判之后仍然不把这样的罪孽当回事，反而对自己的阵亡者倍加“怀念”并“痛祭”。

　　公祭！必须公祭！这既是对自己死难同胞灵魂的安抚，也是给那些犯罪者的警示。我们早该这样做了！

　　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烙在心坎上的记忆，它让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祭礼周全的中国，却偏偏少了一种祭奠，即对战争亡灵尤其是国耻之痛的祭祀。传统祭祀，人们多数是在对自己的亲人寄托思念之情。

　　以往，我们缺少国家形式的对那些因战争而死亡者的公祭，我们因此长期以来也就缺少了一份内心的爱国与强国的动力。难道作为死了这么多人的受害国，我们就该无声无息？

　　我已别无选择——只要接触“南京大屠杀”五个字，所有善良人的心灵都不可能平静了。

　　30万人呵！30万人的伤逝，难道还不值得让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清醒，让一个曾经侵略过别国的民族赎罪，让充满阳光的整个世界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吗？

　　老实说，我不是战争罪行的研究者，但过去的漫漫日子里，我天天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日本侵略中国时所留下的种种罪行的史料和实物之中，我常常有种窒息的感觉——并且一下明白了为什么10年前风华正茂的张纯如在写完自己的作品后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而开枪自杀于车内……

　　当全世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读者阅读完我这部作品的时候，大家也许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善良、宽容、豁达的中国人会在77年后的今天，要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30余万罹难者举行公祭——因为这是一段不可更改的血凝的历史。

　　因为——

　　它太沉重，太悲惨。它必须让所有的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