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手

　　最近媒体屡屡成为新闻主角，大致做个回顾，影响较大的就有：医患矛盾话题的部分报道引发争议，记者甚至受到中国记协通报批评，上月歌手姚贝娜去世后，记者因被爆进入太平间拍摄，一度成为众矢之的，而就在近日，深圳又发生警察吃娃娃鱼围殴暗访记者的事件。在互联网上，即便针对同一起事件，人们的判断也会受到自身经验、价值立场以及所处社会角色的影响。

　　一种情况是，人们在评价媒体某种行为之前已经预设了立场，批评时往往依靠的不是逻辑而是情绪去论证。按理对一个事件下结论的前提是要确立事实，否则任何的批评都可能仅仅停留在情绪发泄。现实中舆论的表现往往是立场先行。在姚贝娜事件中表现最明显，当时媒体聚焦事件进展，其间有人爆料记者进入太平间拍摄，此后出现大量的谴责文章，其中一篇题为《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的文章流传颇广，文章评述记者的职业行为，认为它恰如“等待”姚贝娜之死，阴暗，残忍。在姚贝娜事件的敏感节点，这篇文章成为人们批判记者的武器。尽管其疏漏显而易见，所立足的事实不成立，更缺乏对记者职业专业性的理解，但因为文章的结论符合多数人对记者职业的观感，所以“获得了人心”。

　　另外一种批评媒体的情况是，批评者本人是舆论监督的间接“受害者”，批评媒体是对其监督行为的本能反应。每每爆出负面事件，报道指向的尽管是具体的个人，但经过传播，舆论必然会扩大化，继而批评对应的群体。这看似是种误伤，因为媒体的报道有时只是极端现象，一旦扩大化，对应群体中的大多数难免感到委屈，这是舆论监督不可控的一面，错不在监督者。另外，如果一个负面事件表现的不是纯粹个人的行为，相反有其普遍性和公共性，比如说它是职务行为，而且频繁发生，那么舆论批评的扩化是有依据的。但无论如何当事群体往往都不愿被“牵连”，媒体的负面报道一旦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形象，首当其冲的就是媒体，一些人会认为，媒体就不再具备积极的社会功能，相反倾向于将舆论监督行为等同于用心不良的抹黑。

　　监督是否就是抹黑？两者的行为性质存在明显的差别，近来有媒体专门发文，辨析这两种行为的不同属性。这可能是种多余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批评者并非不懂得他们的差别，之所以动用“抹黑”一词，仅仅是因为情绪动员方面的便利。如今媒体也不一定天然正确，很多个案也显示，其操作的专业水准有待提高，但这是否就等同于媒体动机不良？煽动舆论监督与被监督者的对立，可能会达到贬低媒体社会形象的目的，归根结底这只是一种情绪论战，公允、严肃的讨论应该摒弃这种论战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