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作家霍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本被誉为“21世纪新四大名著”之一的经典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而她的另一部以香港150年殖民史为背景的呕心沥血之作《补天裂》，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18年后，再版上市，竟再度引发购书热潮，以致出版社一再加印，仍然脱销，这现象令人惊讶也引人深思。为此，记者特意在香港回归祖国18周年之际专访了作家霍达。

　　霍达

　　自幼酷爱读史，要为香港写一部书

　　采访在霍达的家中进行。她用手摩挲着新近再版发行的《补天裂》厚厚的书脊，深情地回忆起创作的缘起：“《补天裂》诞生于18年前，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但是，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收复失地、雪洗耻辱更振奋人心？当时，一股创作激情油然而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我要为香港写一部书！”

　　霍达自幼酷爱读史，青年时代曾随马非百先生致力于史学研究，但她没有走专门治史的路，而进了文学之门。她平生最佩服的作家是司马迁，最推崇的著作是《史记》，她说，“我愿做太史公的小学生。”霍达以史学的目光透视历史，又以文学的手段展示历史，她的作品亦文亦史，总有一股磅礴大气，一种史诗般的凝重典雅。然而，晚清史和香港史却一直是她所回避的，因为其中充满了屈辱和苦难，令人目不忍睹。而当历史的机缘赋予她重任，她便怀着沉甸甸的使命感，踏上了南下香港之路。

　　霍达至今清晰地记得当年采访中的一个细节。正是清明时节，细雨如烟，她去寻找一处古迹——掩埋着抗英义士遗骨的“义冢”。群山环抱的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间开满了黄白相间的小花，白茫茫一望无际，让远方来客的内心悸动不已。她问当地人：“请问义冢在哪里？”得到却是漫不经心的回答：“唔知呀。”这是霍达在香港采访初期无数次听到的回答。对殖民统治的麻木，对爱国志士的淡忘，对血泪历史的懵懂无知，使她惊愕而又痛心。古人说，“欲亡其国，先灭其史”，100年的时间就可以泯灭并不久远的历史吗？她竭尽心血去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唤醒民族的灵魂，补全残缺的历史。当她终于找到义冢，肃立在冢前，深深地三鞠躬，那一刻，长眠地下的英灵在她的心中复活了。

　　书写历史的人，珍惜史料甚于生命

　　她要写的，正是埋葬在义冢中的血染的历史。1898年，英国殖民主义者胁迫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原属广东新安县的大片土地和海域租让给英国，租期99年，这便是后来的“新界”。新安百姓拒不降英，邓、文、廖、彭、侯5大家族联合10万乡民，奋起抵抗，血流成河，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威武不屈的慷慨悲歌。

　　为了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霍达跑遍了档案馆、资料馆、图书馆，查阅中英文资料上千万字，走访社会各界人士数百人次，详尽了解当年香港拓界由谈判到签约，10万乡民由武装抵抗到惨遭血腥镇压，其间的来龙去脉和种种细节，历次的作战部署和战况，把有关文件、记录、信件、电报都尽可能地收入囊中；对邓菁士等抗英领袖以及相关历史人物如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谭钟麟、港督卜力等人的籍贯、出身、履历乃至性情爱好都刨根问底，力求了如指掌；甚至对所涉及的清廷和港英典章制度、法律、宗教、民俗、建筑、服饰、舟、轿、饮食等等都一一进行研究。

　　她靠两只脚几乎走遍香港街头巷尾的每一寸土地，沿着抗英志士的足迹，到山村农舍去挖掘史料，虽片言只字，也欣喜不已。她以真诚感动了抗英志士邓菁士的后人，为她捧出邓氏家谱，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灯，找出抗英斗争购买枪炮的账簿……一位70多岁的老人眼含热泪说：“霍老师啊，我们是大清国的弃民，谢谢你来写我们的先人！”

　　3年的时间，霍达把自己变成了香港史专家。“当时我每得到一份资料，都要复印3份，1份传真回家，1份寄回家，还有1份随身携带。这样即使我坐的飞机失事了，这些史料也不会丢失。”如此沉重的话题，霍达说起来却这么坦然。她一向认为，作家应该首先是史学家，是书写历史的人，因此，她珍惜史料甚于生命。

　　《补天裂》是霍达“亦文亦史，以史为文”创作理念的充分体现，她认为：“古今中外，凡是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都必然是民族形象的写照，时代精神的代言。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马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