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

　　2010年9月，我随铁凝主席带领的作家代表团去西藏考察的途中，收到王猛仁先生当年创作的散文诗集《沉默的花开》。收到手机信息的时候我刚刚在宾馆住下，打开电脑，忍住高原缺氧所带来的不适，虽然没有“一饮而尽”，但也沉迷在他优美的文字里久久不愿返回到现实中来——那被诗歌遗弃或躲避，无奈又无尽的现实。

　　一个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中国的作家，历史上就负有沉重的社会责任感——所谓“文以载道”——对这个世界的述说是异常沉重的。那么仅仅唯美呢？“一道桔黄色的阳光从阴影中射进来，微微地一闪，照在他们幽暗的水面上和左右摇摆的倒影上。他们的灵魂融化在彼此的灵魂里”（《午后的阳光》）。当然，从更宽泛的的层面上说，审美也是一种“道”，那么忧郁呢？“随着音乐的节拍，背负的忧伤竟一层层退却”（《诗意的舞蹈》）。那么呻吟呢？“不断地编造着为自己辩护的种种理由，继而是委屈，是盟誓，是抗议，是合乎逻辑的赔礼认错。分手就这么简单”（《无言》）。我始终认为，诗就是诗，它可以从任何一个地点出发，披沙拣金，然后在心灵聚合。也可能它什么都没说，只说了路途、心情，一只孤独的鸟或者仅仅是风的形状，就因而具有了诗的形式和内容。在上古时期，没有专业的诗人，更没有专业的评论家，那些被我们的先人随口吟诵的歌谣，现在依然被我们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样的千古绝唱没在任何诗歌理论里生存过，可不管何时我们捧读它，都会被深深地感动，或者像一个诗人说的那样，“被击倒”——因为它在时刻放电。

　　诗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形单影只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它远远没有“迹近于无”，依然在“徘徊复徘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同意很多的说法，人心不古也好、浮躁贫乏也好，总之是诗歌生存的环境越来越逼仄。但我惟一不同意的说法是，诗歌被边缘化。当然，诗歌从来没有作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出现过，也从来没有成为过我们生活的中心，那么所谓的“边缘化”又是指的什么呢？我相信，“只要还有一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诗歌就在世界的中心，因为真正的诗是活在人心里，而“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中心”。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中国的诗歌创作水平不但没有下滑，而且有很大的提升；诗人也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只是诗歌不再是政治的工具和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话语的方式，并且越来越往人的内心里去了，越来越恢复到《风》的状态，变成纯粹私人化的写作。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多元化，这样的时代不会再有一鸣惊人的诗歌和诗人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这不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而是全社会的一大进步。我们应该做的，是要像王猛仁先生这样，“用诗歌开启生活”，在喧嚣的内心里，要常常打开一扇天窗。

　　王猛仁先生十数年来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而且成就斐然，这在目前是非常难得的。他既写诗，也写散文诗，而且书法功夫也相当了得，他的成功也得益于触类旁通的文化积淀。他的作品厚积薄发、沉稳大气，虽然有时候略显急躁，但却有着无比的真诚，这是永远超越技术的最终尺度。他的诗和散文诗曾经多次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中国诗歌》《中国诗人》《星星》《诗歌月刊》《莽原》发表，还先后出版多部散文诗集，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并在中国散文诗上世纪九十年代优秀作品评奖中荣获了“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奖”，作品收入《21世纪散文诗排行榜》和《2014年中国散文诗排行榜》，并先后获2013、2014《诗歌月刊》年度散文诗奖和2013年度《莽原》文学奖，成为“文学豫军”的中坚力量、河南散文诗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同时作为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他在创作散文诗的同时，编辑出版了《周口散文诗九家》《河南散文诗九家》《中国散文诗十二家》和《中外散文诗六十家》，带动和扶持了一批河南散文诗作者走上文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一个河南的作家和读者，我觉得有一大批像王猛仁先生这样热爱文学并身体力行的作家在，是河南省文学界的福分和骄傲。

　　（邵丽  女，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