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郭坤 文/图 

　　（上接A06版）

　　《盗墓笔记》虚构的这个情节，被“稻米”引入到现实。书中提到，张起灵是2005年8月17日进入青铜门的，所以“稻米”认为，十年之后的2015年8月17日，就是张起灵回归的日子。于是，他们开始在网上邀约，共赴长白山十年之约，见证张起灵回归。

　　其实从“稻米”的留言中不难看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心里清楚，张起灵是一个虚构的人，前往长白山根本不可能接到他。但是他们执意赴此约定。这究竟是为什么？也许，一位“稻米”的话说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我们都知道，长白山没有青铜门，《盗墓笔记》只是一个引起我们无数遐想的故事，但我们依旧持着信念，去赴一场十年的约定，去寻找那个从未存在过的人……不求找到什么，一切只为还原曾经的承诺……”

　　执念背后的思考

　　《盗墓笔记》火了，十年之约走进了现实。

　　《盗墓笔记》为什么火？为何会对“稻米”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稻米”为何执著于长白山之约？他们看似极端疯狂的举动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记者与周口师范学院戏剧学博士杨蕾和教育学博士苑青松取得联系，两位博士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研究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戏剧学博士杨蕾：

　　当前网络上盛传的《盗墓笔记》十年之约，从线上到线下，由虚拟世界到现实生活，这个看起来近乎荒诞的戏剧情节正在逐步酝酿成为众多“稻米”的朝圣之路。

　　《盗墓笔记》以网络媒介作为创作载体，不仅在十年间形成庞大的受众群体，而且也在现实世界之外生成了一个“盗墓世界”。这个世界看似是现实人物的盗墓活动，但是却在现实中看不到、摸不着，如同水中月、镜中花，让读者欲求不得、欲罢不能。

　　《盗墓笔记》不仅有效利用特定媒介营造出独立于现实之外的“讯息世界”，而且以惊险复杂的悬念设置和互相串联的叙事模式营建了“盗墓世界”，还在众多情感包围之下（尤其是张起灵和吴邪的超越朋友之情），逐步形成一个“有情世界”。同时，它还展现出一种对于个体生命的哲思——自我的追寻，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都在试图寻找与这个现实社会的关联，或者企图以所谓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普遍的受众心理和小说创作意图之间形成了共鸣，将“盗墓世界”从“有情世界”过渡到“存在世界”，最终在现实世界中形成群体性的轰动效应。

　　从现实世界到“盗墓世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现实隔离的异度空间；从“盗墓世界”到“有情世界”，我们看到了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信任和情感；从“有情世界”到“存在世界”，我们看到了孤独的理智和冷静的哲思。十年之约不仅是传播策略上连接不同时空层次的关键点，也是小说文本从现实到虚幻的生命渡口，更是当下社会心理和精神信仰的一种补偿性归属。

　　教育学博士苑青松：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只有集体性倾向或表现才具有社会学意义，个体化没有意义，赴约长白山的群体性事实已经具备了社会学意义，这一社会现象也就有了社会学分析的价值。

　　人的根本是精神性的，正因为此，人对精神恒定之物的追求始终隐存在心灵深处，根据二律背反的原则，越是缺失的越是渴求的，为此，生活在当前社会场域中的青少年，处在缺失与渴求、恒定与碎片之间的张力之中，他们的精神深处是矛盾的、茫然的、彷徨的，他们的精神诉求在实实在在的世界里没有得到回应，那么，对可能性、虚幻性的追求既是精神的皈依，也是行为上的必然。

　　“稻米”所展现出的极端表现，在我看来，是必然的，是再“正常”不过的。

　　《盗墓笔记》中的长白山十年之约是极好的隐喻，第一个隐喻词为“赴约接人”。以张起灵为代表的张家门人是信守承诺的化身，是人性所依的恒定之物的赋形，而老九门其他门人则是模糊是非、失信毁约的化身，是消解恒定之物的赋形，精神根性不足的“稻米”沉浸在二者的震荡之中，由于对精神恒定之物的内在需求，“稻米”对张起灵产生强烈认同感是必然的，“赴约接人”心理就是对精神恒定之物强烈追求的外显。第二个隐喻词为“可能性”。“稻米”并不是一定要接到张起灵，而是追求一种可能性，这是典型的后现代思想观念。青少年正处在对恒定的内在需求和可能性的虚无追求的矛盾撕裂之中。

　　知晓了病因，才能提出疗救的措施，大禹治水的真谛在于疏导而不是堵截或隔断。作为家长，不妨与孩子一起上路，去探个究竟，孩子探的是赴约接人，家长探的是孩子心理。之后，如何使孩子的精神追求由可能性向传统恒定之物迁移？比如开开研讨会、读读传统经典、到自然世界里走走，让网友之间形成真实的伙伴关系，当然这种转变需要共同来完成 。

　　网络截图

　　后记：

　　将两位专家的观点转述给郭女士后，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的女儿没问题。”她表示，可能的话，她将陪女儿一起去长白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