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戏，对于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肯定不会陌生。每逢重要节日、重大喜事，村里请来剧团唱上几天大戏，丰富一下村民贫瘠的文化生活，活跃一下村镇集市的商贸物流。这个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像一杯酽酽的浓茶，浸透着故土情怀，永远也忘不了。
25年前，我们村通了电，结束了用煤油灯照明的历史。为庆祝这一喜事，过完春节，村委会请剧团在村里唱了一个星期的大戏。唱前，村委会组建了一个理事会，负责戏会期间的内勤、外事、治安等。理事会负责人多方征求村民意见，如邀请哪儿的剧团、在哪儿唱、唱几天、演员在哪儿食宿等，一切商量妥当，便到周边村庄张贴公告，诚邀乡邻。第一场大戏开场之前，理事会在会场摆上猪羊、瓜果等祭品，放起鞭炮，吹起唢呐，虔诚地跪拜上苍。现在觉得，唱大戏更像一场仪式，一场祈祷风调雨顺、生活殷实、国泰民安的仪式。
大戏的舞台，用坚实的钢管和竹排搭建而成，离地一人多高。花花绿绿的彩带，将舞台装饰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舞台上方，悬挂着剧团的名称，它像一面旗帜，标志着这个团队的实力。一幅巨大的背景布，将舞台一隔为二，背景有自然风光、有府衙公堂、有农家庭院，加上几把高脚的椅子、一张复古的桌子，便代替了世间万般场景。舞台一侧，拉弦的、敲梆的、打鼓的、吹笙的，演奏出或欢快、或悲凉，或激昂、或低沉的旋律。那时的大戏，没有高级的音响设备。舞台前方有两个高音喇叭用铁丝拴在树上，一左一右高傲地卧在树上，发出硬邦邦的声音。
大戏一天两场。“开戏”之前，观众会在舞台一侧的小黑板上看到预告：“今日演唱《下陈州》。”演员、伴奏、音响一切就绪，大戏便可开场了。剧目以弘扬真善美、讽刺假恶丑的内容为主。那年，我极其认真地听了一场戏——《状元与乞丐》。剧情大致如下：算命先生说，兄弟两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可当状元，一个要成乞丐。后来，状元命的孩子，父母娇生惯养，变得游手好闲，最终成为了乞丐；乞丐命的孩子发奋读书，考上了状元。这些质朴的剧目，深接地气、亲近人心、情节简单、道理通俗，许多年后仍是父母和老师的“活”教材。
常言道：“会听戏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凑热闹。”台上演员唱得全神贯注，有声有色。可咿咿呀呀的腔调，我们小孩子一句也听不懂，只是看着花花绿绿的戏服，在舞台上来回晃动。调皮的我们偷偷爬上舞台，坐在边上零距离观看。观众正看得兴起，几个小孩儿冷不丁儿地跑到舞台中央嬉笑打骂，让本来好端端的一场戏，搞得恍恍惚惚，不知所云。大人们也见怪不怪，笑过之后继续观看。我们偶尔还会跑到后台玩耍，见到有的演员在化妆、有的在温习唱腔和动作，还有带着小孩儿的女演员，穿着戏服、带着彩妆给孩子喂奶。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生活真够奔波、清苦的。而即将上台的演员，时刻关注着前台的剧情发展，轮到自己出场，立即转换神情，融入角色。真是戏里戏外，两种人生啊。
再看台下，观众听得入了迷，仿佛进入了戏曲的世界。尤其是前排戴着老花镜的老头老太太们，仰着脖子听得如痴如醉。听到高兴的场景时，他们满脸堆笑，眼角的鱼尾纹一条比一条生动，好像笑出了一个春天的灿烂；听到悲伤的场景时，核桃皮一样的脸上老泪纵横。那时，我总是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情节打动了他们？当然，还有一些观众“混”在人堆里，一会儿谈谈家长里短，一会儿去场外买些零食，一会儿去找找玩耍的孩子，他们哪儿是在听戏，分明是在享受那轻松而惬意的时光！
再看看戏场的外围，这边是卖烧饼、油条、煎饼、胡辣汤的，那边是卖糖果、瓜子、花生、江米糕的。再往远了看，还有卖衣服、鞋帽和各类布料的。他们趁着听戏的人潮，都能赚上一笔不菲的收入，真可谓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这么一说，一场带着泥土芬芳的大戏，顿时显得“高大上”了许多。
一场大戏一般一两个小时。一到晌午头儿或天擦黑儿，戏曲中的奸臣逮住了、恋人团聚了、恩怨和解了，大戏便在一阵儿唢呐声中“刹戏”了。大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会场。小孩子们则怀着对那五颜六色的戏服和脸谱的神秘向往，跑到后台，看看演员们穿着生活中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看看老生的长胡须影响不影响他们吃馍喝粥，看看刚才在舞台上被抬去“斩”了的人是不是真的给杀了。
村子唱大戏，当然要请亲戚们来听。那年，我们家分别请来了姥姥、舅舅、妗子、大姨、大姑。那几天，母亲每天陪着他们听戏。家里突然也有了一些油条、烧饼等好吃的，一日三餐也比以往丰盛了许多。学校每天也放半天假让去听戏。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我们家最热闹的一个春天。从那以后，我年年都盼望着村子里再唱一场大戏。后来，希望一次次落空。
直到今年春节过后，城区周边的几个村庄唱起了大戏。我请来了乡下的父亲，陪他听戏。舞台上，古朴的唱腔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唱老了一代又一代人；舞台下，全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或许他们如今只能跟上戏曲这样的节奏了。一些路过的年轻人，大多不屑地瞥上一眼，没有一丝停留的意思。
我突然想起，原来到我们村唱戏的，是一个叫“梁庙豫剧团”的戏班子，便问父亲，父亲说：“市场不景气，解散一二十年了。”
往事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