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扫荡中央，新华扫荡中央了……”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听到这样的叫卖声，就知道《新华日报》的报童来了。

　　“扫荡”指的是《扫荡报》，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央”指《中央日报》，国民党的机关报，这两份报纸与《大公报》是抗战期间闻名全国的三大报。《新华日报》刻意给自己的报童设计这一卖报口号，自然语义双关，还起到了较好的广告效应。

　　75年前，也就是1940年1月6日，读者拿起当天的《新华日报》，发现社论栏内只有8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其他地方均为空白，仅有一行附注，告知读者这两篇社论被新闻检查机构扣留。

　　这就是《新华日报》著名的“开天窗”抗议事件，报纸从武汉迁往重庆一年半来，首次付诸最激烈的方式抗议新闻审查。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至1947年2月被查封，历时9年。报纸从出生到终结，一直生存在国民党治下。用共产党的话说，它是一面“插在国统区的红旗”。

　　在国民党新闻审查机关看来，《新华日报》无疑是“频生事端”的报纸；在我党老一代报人眼里，这些引以为豪的“新闻斗争”却是一段传奇。

　　1938年1月11日的《新华日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天，周恩来飞抵上海。“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 3天后，周恩来召见“左联”剧作家夏衍，向他传达指示。

　　紧接着，周恩来约见一个月前刚出狱的潘梓年，说服他放弃去延安的愿望，着手在国统区筹办党报。有着“中共第一报人”之称的潘梓年被钦点为《新华日报》首任社长。

　　《新华日报》不可能横空出世，它的诞生自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博弈过程。在国统区创办报刊，只有共产党单方面意愿不可能落实，必须获得国民党首肯，这仍需周恩来继续对国民党公关。

　　自打国民党“清党”起，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合法活动空间丧失，红军开始长征后，国统区组织活动更陷入停顿。

　　近代世界，没有任何政党像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视组织、宣传、统战为生命线，将之提升到战略高度。没有合法的组织活动，则宣传与统战工作无从谈起。

　　尽管国民党时期，民营新闻出版业始终占据大半江山，若没有获得合法地位，党就发不出声音。这正是周恩来强调“公开合法”的原因，抗战爆发使打开缺口出现了转机。

　　正如周恩来所说，此时的他担负着两大重任：与南京方面谈判，频繁拜访国民党军政要员，为中共争取到最好的合作条件；领导恢复在国统区已濒于“熄灭”的组织和宣传活动。

　　周恩来不仅约见潘梓年等文化人，布置办报任务，还约见了潘汉年，下达逐步恢复公开和秘密组织活动的命令。

　　到8月份，蒋介石密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迎来大转机。在蒋介石的首肯下，政府同意共产党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在南京期间，周恩来拜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商讨中共在国统区办报事宜，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相当机智，又去探望时任监察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请他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允命，提笔写下“新华日报”四个字。

　　拿到“准生证”，潘梓年、章汉夫立即组织人马于10月份开始筹办《新华日报》，但因为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报纸的筹备工作便转移到汉口。

　　武汉的筹备工作万事俱备之后，向政府登记注册时却遭遇了小插曲。报社派人去湖北省政府注册，拿着邵力子签字的文件，对方半信半疑：“你们共产党要在我们省办报，我们得向中央请示。”这事被暂时拖了下来。

　　12月21日晚上，周恩来、王明、博古与蒋介石会谈时再提到《新华日报》出版问题，蒋介石表态“完全支持”，湖北省方面只得打开绿灯。

　　1938年1月上旬，《新华日报》举行隆重的创刊大会，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及党政军诸多名流应邀赴宴。可以说，《新华日报》“一出生”就相当荣耀。

　　报社还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显要位置刊登广告，宣称《新华日报》是“非常时期人人必读的报纸”。就这样，1938年1月11日，第一期《新华日报》在汉口面世，“红旗”终于又插在了国统区。

　　（宇宏）

　　1939年“五一”劳动节，重庆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典礼，矢志抗战救国。图为《新华日报》发动劳工组织参与群众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