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新旺

　　桃园三结义是《三国演义》中较为著名的一个故事，很多人看后，往往被这一情节所打动，称其为“仁义之举”，是事业成功的开始。然而，在《三国演义》里的三个政治集团中，刘、关、张是最不成功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所得到的地盘最小、存在的时间最短，事业最不成功。但人们往往用天命论来解释，认为时运不济造成了他们的事业不成功。其实，从刘、关、张跪地一拜开始就给这个利益集团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桃园三结义说白了就是三个人划个杠，弄个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圈子”，所谓仁义云云，只不过是哥们义气而已。刘、关、张的哥们义气，在刘备势力集团中形成了长期、顽固的小圈子，他们以之起事，以之败事，是小圈子误了他们，终于先败于吴，后败于魏，为后世感叹。

　　所谓“圈”者，既团伙性、排他性，圈内、圈外之分也。圈内是自己的人，圈外就是不能信任的人，就是不可大用的人，圈内的人可以任意妄为，甚至践踏法律。

　　团伙性，是刘备桃园三结义圈子主义的一大特点，在他们这个势力集团，决策的制订，敌友的取舍，是非的判断，都看小圈子利益。有一次张飞因酗酒让对方敌人把刘备的两个妻子都给掳走了，但是刘备根本没责备张飞，而是用“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补，手足断不可塑”这样的话来劝慰朋友，看似一种宽宏大度，其实是一种纯粹的哥们义气，是一种纵容，是对法纪的践踏。还有，关羽被杀，张飞因此变得狂躁不安，怒气愈加，且其把这种怒气强加给了他的部属士兵，帐外帐内，随意鞭打士兵，很多被打死，刘备对此却熟视无睹，最终张飞招致割头。与其说张飞死在酒上，不如说是死在了小圈子上。

　　再说关羽徇私放曹，绝对是放虎归山，如此原则性的错误，倘若发生在别人身上，是无论如何放不过的。但，刘备却以“昔日三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为理由，竟轻轻放过，毫发未动，视军纪如儿戏，岂有不败之理！

　　小圈子内部是紧密的，但对外则表现出很强的排他性。他们对圈外的人信任度是有限的。赵云以他对刘备的无限忠心和拼死征战，勉强挤进了小圈子，也毕竟是编外，与关、张不能相比。赵云为救阿斗，在长坂坡出生入死，张飞却疑他投曹，斥问：“你为何反我哥哥？”实际上赵云等人对刘备都是忠心耿耿的，但是在影响到兄弟三个人利益时，其他人就得靠边站，进刘、关、张的小圈子是很难的。诸葛亮、赵云算是蜀汉集团第二圈人物，黄忠、马超是第三圈人物，再往后还有第四圈，刘璋那些部下更是圈外的人了，到最后像是魏延等，就是随时可以杀的人。这样的圈子主义，注定了刘备不可能有大成。而看今天的反腐败之战，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抓一窝，一带一串，这与有些人推崇的圈子主义不无关系。

　　较之刘备，孙权、曹操在用人上的最大优就是没有小圈子。

　　孙权以“性度弘朗、亡而多断、好侠养士”为人称道，连孙策都佩服他。他尊重老臣、采纳善言。孙策临亡，“以弟权托张昭”。以后，孙权一直“待诏以师傅之礼”；他起用鲁肃、陆逊、凌统，都放手让他们指挥军队，群臣肝胆相照，上下同舟共济，这在以刘备为首的政治集团是不可能的，别人根本无法融进他的小圈子。 

　　曹操用人也不讲小圈子。曹操则表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任天下之智力”，无疑是讲不得小圈子，不然，“天下之智力”不会为你所用。他还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不仅政治、军事人才他都兼收并蓄，当时一批特例独行很难伺候的文人们，也被他吸引到麾下，甘愿为其服务。曹操手下两大最为杰出的天才谋士荀彧、郭嘉，原来都是侍奉袁绍的，后降曹，他们同样得到重用。许攸降曹时，曹操正在睡觉，突然听说许攸来降，鞋都顾不上穿就跑拉出来迎接，高兴地说：“子远来了，大事可成！”也正因如此，当时曹操麾下可谓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而桃园三结义形成小圈子的刘备真是望尘莫及，连诸葛亮这样的谋臣、赵云这样的忠臣都被他排出圈子之外，岂有成大事之理。 

　　小圈子向来为成事之大忌。历代农民起义，搞什么三十六友，一百单八将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为小圈子主义所累。桃园三结义的教训值得汲取，党内、革命队伍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圈子。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不能不看到，当前，小圈子现象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部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人拉拉扯扯，称兄道弟，搞哥们义气一套，遇事讲关系不讲原则，讲人情不讲党性，讲山头圈子不讲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有的则围绕小团体利益，狗苟蝇营、沆瀣一气，甚至集体贪污、合伙受贿，可以说，凡是国家的方针政策贯彻受阻的地方，十之八九是有各种各样的小圈子作怪。事实已经证明，在近几年打掉的“老虎”中，不少都存在圈子主义作风。因此，圈子主义不仅毒害了党风、官风、政风、家风、民风，而且还害党、害人、害己。

　　圈子主义当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