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谭玉梅出生在太康老冢镇，是一位勤劳、善良，对生活充满爱心的女性。母亲3岁丧母，姥爷兄弟5个，是姥爷姥姥们共同将母亲养大，送到学校上学。母亲幼小的心灵便深切感受到人间真情。

　　母亲没上过几年学，15岁被推荐进入当时的镇供销社参加了工作。三尺柜台，母亲一站就是近20年。记忆里，供销社是幢二层小楼，后院是仓库，我们多年居住在离小楼约500米的家属院里。我是家中老大，从记事起，每天天还漆黑，母亲就赶去上班，开门打扫卫生，要将百货摆放得整整齐齐，下班前要关门结账、交款，接着开会，晚上常常是我睡着了她才回家。

　　母亲忙于工作，根本没时间照顾儿女，我的童年是在镇西大队姥爷家度过的。有时想母亲了，就跑到供销社去。早上的供销社人山人海，全公社十几万人都到这家日用百货商店买东西。母亲工作起来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不停地取货、换货、收款、找钱，连停下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我悄悄躲在柜台一角，远远地凝视母亲的身影。

　　计划经济年代，物质短缺到连一支中华牌牙膏都要预订。母亲是有心人，柜台边人家不经意的一句问话，母亲便记在心上，货一到就马上通知人家来取。细微之处见真情，母亲的亲和力、处处为别人着想的风范，在老冢镇东、西、北三个大队有口皆碑，老冢镇的父老乡亲慢慢地将母亲当作自己的亲人。十几年间，柜台边走过形形色色的人，从没听说母亲跟谁吵过嘴。时过多年，我从县城回到老冢，见到稍微上年纪的人，一下子记不起我是谁了，但只要说起母亲的名字，话匣子就会打开，说母亲如何帮助过他，没完没了。我知道这是对当年母亲无私奉献的褒奖。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勤奋、谦虚、好学，且领悟力强，参加工作没几年，就成为柜台业务骨干。她服务态度好，打一手好算盘，从没出现过业务差错。每个月末，母亲加班盘点，我静听算盘珠清脆的响声，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在那撩人心弦的乐声里，凝聚着母亲对岗位的执着、奉献。母亲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单位上上下下的肯定，“文革”前就被列入公社直属机关入党培养对象，1972年就入了党，是当时老冢公社女同志入党最早的一个。由于母亲根红苗正，政治上可靠、工作出色、群众基础好，有几次组织上想调她到当时公社政府机关工作，这在当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母亲均以文化低为由拒绝了。她全身心扑在基层，以感恩之心，将自己的根深深植入服务百姓的三尺柜台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母亲爱岗敬业、服务热情，被党组织树为“模范带头人”。无论公社还是县里劳模表彰、先进评选，母亲均是榜上有名，还被选为代表，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受到当时全国妇联副主席赵地同志的接见。从我小学一年级到1977年离开老冢，家里四面墙贴满了母亲的各类奖状，就连家里常用的茶缸、脸盆，也都印着“劳模奖品”字样。

　　在忘我工作的同时，母亲没有忽略对家人的爱与责任。那个年代生活艰苦，母亲娘家婆家双方经济负担都较重，照顾好双方老人，盘算好日常生活开支，让孩子们一年四季都穿上合适的衣服，是母亲的心愿。母亲精打细算，一分钱当两分钱花，直到我高中毕业，几乎没穿过商店里购买的成衣，身上里里外外都是母亲亲手做的针线活儿。冬天的棉衣、棉帽、棉鞋，每年都是早早做好放着，墙上挂着一大串。对两边老人照顾、协调邻里关系、乡亲红白喜事的礼节做得面面俱到。时至今日，老冢街上的老人们说起母亲，无不竖起大拇指。后来我们家搬到县城了，与过去多年的老邻居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母亲将亲戚同事之间的家务事始终放在心上，谁家老人去世、过三年，儿子结婚，媳妇生产，她都按照家乡习俗随礼，一个都少不了。母亲不会讲大道理，但时常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忘本，宁愿忘掉自己，也不能忘记别人；人当以孝为本，行善为先，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这是母亲始终践行的“慈爱于人，大爱于心”的做人标准。

　　我成年后到昆明工作，与父母离多聚少。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的长大成人，渐渐也悟到做父母的心情，这几年回家的脚步也加快了。每当离开家时，母亲总爱蒸一锅馒头让我带着，我放在冰箱一吃就是几个月。吃着筋道又带有家乡风味的馒头，一次次想起母亲，想起母亲晨起上班的匆匆脚步与关门声，想起母亲站在柜台边与人说话时的音容笑貌……

　　今年中秋节我回到母亲身边，母亲的腿脚不方便了，离家前几天坚持给我做件棉被让带回来，说昆明虽四季如春，但也有寒冷的时候，用家乡的棉花做一床被子可以用上一辈子了。母亲拄着拐杖，楼上楼下来回找人去弹棉花、截布、做被罩。离家前几个小时，她又找来一块旧布单将被子包起来，一针一线将单子的接口缝起来。晨光从外面射进房内，照到母亲苍老的脸上。我看着满头白发戴着老花镜的母亲，在那儿穿针引线，刹那间，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