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象能用长鼻子轻松地卷起颇有重量的木头，然而它并不是动物界的终极大力士。一只蚂蚁虽很艰难地举起不起眼的蒌草，但蒌草的重量却是它体重的好多倍。蒌草与木头固然没有可比性，但从力量的输出比例来说，蚂蚁无疑比大象更胜一筹。有人将蚂蚁称为举世无双的大力士，应当是实至名归的。

　　有人将处于社会底层的民工、北漂称为“蚁族”，如果用这把尺度来衡量，天津那个生前靠蹬三轮车攒钱支教的爱心老人白方礼，无疑是“蚁族”中的一员，但他聚蚁力、积蚁步、举蚁善，从74岁开始支教的那一年算起，一直到他辞世的18年间，他共向300多名学子捐献爱心款达35万元之巨。

　　当初，老人开始蹬车时，曾有人劝阻：“蹬车能挣几个钱啊！你这是自讨苦吃！”老人却笑：“蹬一天车，挣不了多少，但足够一个孩子几天的生活费。”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却用他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供养着贫困学子，与那些动辄一掷万金的捐款者相比，老人所捐的钱可谓微不足道，可就是如此微不足道的蚁善，却奔涌着最撼动人心的力量，彰显着最矢志不渝的公益梦想。

　　10年前，我因受中国扶贫基金会之邀采写《白方礼，一个人的爱心长征》，在长期的追踪采访中，我有幸触碰到白方礼大量鲜为人知的生平事迹。除了他广为人知的捐款支教事迹外，他的蚁善之力在他的生活中处处可见，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方礼的大侄儿白国然考上了天津的大学，因家贫学业难以为继，白方礼克服家庭人口众多以及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困难，果断供养白国然上大学。每逢节假日，白国然离开他家时，老人都要坚持骑三轮车送他去学校。白国然当然不好意思坐伯父的车，白方礼却说：“我骑三轮车送你上学，不是让你在同学面前风光，而是要让有知识的人风光起来。”

　　白方礼老人的大女婿秦志成曾在河北沧州做规划局长，他利用到天津开会的机会去看望老人。老人看到女婿坐公车过来，脸就拉了下来，他严厉地要求秦志成以后再到天津，绝不许坐公车。他的这句话，被秦志成久久铭记，也被他久久践行。

　　老人的小女儿白金凤下岗后，想到父亲创办的支教公司捧个饭碗，却被父亲严词拒绝。白金凤当时不理解父亲，她曾一路跟着父亲的三轮车，父亲在前面骑车，她在后面哭诉，引得众人围观。

　　有人说白方礼“犯愣”，有人称他是“老傻帽儿”，还有人说他像个没有家庭观念的流浪汉。白方礼对此不以为意，他有时也顺着他们的话去说：“对，我是个没家没业的人。”接着又话锋一转道：“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家，那就是国家。是国家的人就得给国家做贡献。”

　　他的贡献就是一脚一脚蹬三轮车，再一角一分地把钱攒起来拿去支教。他的捐款，几乎不要对方打收条，有时就往学校的传达室一放，继续去蹬他的三轮车。当他面对受助的孩子时，他也会给他们打气：你们花白爷爷一个卖大苦力的人的钱确实不容易，我是一脚一脚蹬出来的，可你们只要好好学习，朝好的方向走，就不要为钱发愁，有我白爷爷一天在蹬三轮车，就有你们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

　　蚁善是一种力量，蚁善是一种精神。在匆匆的人生旅途中，不要错过微不足道的蚁善，也许这只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也许这只是区区几元几十元的善款，也许这只是一个微笑、一句安慰的话语，但这却是寒冬时的温暖、困厄时的帮助、黑暗中的亮光。当我们因为深圳白血病女童“罗某某事件”而对献爱心充满戒心时，当我们面对灾难，在爱心倡议面前想等有钱了再捐时，我们不妨去想想白方礼，想想他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高贵精神，也许，我们会找到最准确的答案。

　　让人欣慰的是，白方礼老人虽辞世十多年，白方礼精神却得到了传承和弘扬，几十个白方礼支教基金会遍布神州大地，在被中宣部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重点出版物的《白方礼，一个人的爱心长征》这本书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白方礼们”正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尽其所能地奉献着那份看似微小的蚁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