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女来了，来看看我种的蛇豆。”8月18日9时许，90岁高龄的于凤岐老人正在侍弄自家小院门口种的蛇豆。“它一般能长1.3~1.7米，两端细，尾端常弯曲成蛇状，吃的是它结的嫩果，所以它叫蛇豆。你看，这个蛇豆红了，那就是长老了。”老人主动给周口晚报记者科普蛇豆知识。

　　介绍完蛇豆，老人把记者迎进屋，快步走到客厅桌子边，利落地拧下一个香蕉塞到记者手中，笑着说：“闺女别客气，来咱家了，吃点东西咱们慢慢聊。”

　　90岁老人胃口挺好

　　“他身体好，心态好，早饭能喝一碗牛肉汤，外带俩烧饼。”于凤岐老人的老伴王桂芝笑着说，“他90岁，我78岁，人老了觉少，每天早上醒了就出去锻炼，走到牛肉汤摊附近时，他就想喝一碗。喝完回到家就是摆弄他种的花草和菜。”听着老伴夸自己，于凤岐老人笑了。

　　“我和我爱人在前面单元楼上住，他们老两口就在这个小院住，平常我们吃饭都在一起，有时候我爸还给我们做饭呢。”于凤岐老人的儿媳说。听了儿媳的话，老人摆摆手，笑着说：“我在部队干的就是后勤保障，送信、开车、做饭啥都会，现在给你们做点饭，有啥好说的。”

　　小时候被日本兵殴打

　　“日本兵真孬，不讲理。”提起侵华日军，于凤岐老人的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用脚踢、用手打、用枪托砸，那时候我才七八岁，他们下手一样狠。”

　　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于凤岐被父母送去镇上的一个手工烟坊做学徒，干杂活，靠东家给个窝头勉强活命。

　　“那个烟坊离日军的一个岗楼很近。”于凤岐老人回忆说，“有一次我把垃圾倒在了离岗楼一米左右的地方，一个日本兵看到后，拿枪指着我，让我把垃圾收拾了。我连忙跑过去收拾，可我收拾完，那个日本兵还是把我打了一顿。那之后，他见我一次就打我一次。”

　　正因为这件事，于凤岐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7岁那年，于凤岐偶然碰到村里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恰好在八路军的部队里当连长，当他提出要带于凤岐去打日本兵时，于凤岐想都没想就跟着他走了，“当时我们部队隶属河南军分区，我被分配到通信班，做了后勤保障兵”。

　　抗战时期送信全靠马

　　于凤岐老人回忆，当时的通信兵可不是那种拿着无线电、背着电话机的通讯员，“通信兵就是送信的，骑着马在各个连队来回跑，告诉他们司令部驻扎在哪”。

　　“我们部队当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在太康以北、杞县以西那一带。全营就营长有马，我每次出去送信都骑营长的马。马没有配马鞍，带马鞍的马，人骑上去不容易下来，遇到敌人下马不方便”。

　　“出门送信要带枪，那时候我比较矮，部队发的枪又比较高，每次背上枪，枪都比我高。”于凤岐老人回忆说，“那时候配发的子弹是有限的，我只有三发子弹，还可能有一发不会响。子弹袋里装的都是假子弹，真子弹都放在胸口的位置，方便遇到敌人随时拿出来用。”

　　“我一直做后勤保障工作，没有跟日本兵面对面作战的经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于凤岐老人惋惜地说，“我很想和一线作战部队的战友们一起，跟敌人真枪真刀大战一场。当时我想调去一线部队打鬼子，我的班长告诉我，通信兵也在抗日，每个岗位只是分工不同，但同样重要。听他这样说，我才安心留在通信班。”

　　转业后成为新中国首批测绘工作者

　　抗战胜利后，于凤岐跟随部队征战祖国各地。1956年，转业后的他被分配到中国地质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测绘工作者。同年，他与小他12岁的王桂芝结婚，后育有两女一子。

　　因为要测绘祖国的地图，他和同事把足迹留在了祖国的各个角落，“兰州、西藏、哈尔滨……长江以北我走了个遍”。

　　1961年，于凤岐被下放到河北省委计划委员会；1964年，他又被分配到商丘市公路局；1965年设立周口专区的时候，他被分配到周口公路局。兜兜转转了20年，于凤岐回到了他的故乡，安定下来。

　　晒奖章感谢祖国

　　采访即将结束时，老人吩咐家人从里屋拿出一件上衣和几个盒子，上衣别了7枚纪念章，盒子里装的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50年以上党龄纪念章。

　　抚摸着各种纪念章，老人有些激动，他把50年以上党龄纪念章紧紧攥在手中，“这是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单位老干部科的同志给我送来的，这是对我党龄的肯定，这是祖国对我的肯定”。

　　“我是穷人出身，能活到90岁，子孙满堂，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感谢党，感谢祖国。”老人笑着说，他已心满意足，再也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