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腹地淮阳城南三里处，由北向南依次耸立着四座高低不一的土丘。据当地人讲，土丘为思陵冢，是三国时陈思王曹植的墓冢。
曹植，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魏明帝曹睿之嫡亲叔叔。生前曾为陈王，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记载，曹植墓葬在“东阿鱼山”（今山东东阿境内的鱼山西麓）。
那么，贵为一代王侯的曹植缘何在淮阳安其墓冢？而其墓冢缘何既无殉葬又无皇封？
一、厉马登高，天纵英才翩飞鸿
汉末之秋，天下动荡，兖州刺史在与青州黄巾兵激战中被杀，曹植的父亲曹操接管兖州牧，随后四处转战，逐步成为角逐一方的地方枭雄。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在一个叫东武阳的地方，曹植出生了。幼时的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十四岁便随父转徙军旅之中：
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曹植《求自试表》）
天纵英才，曹植十余岁即能诵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其思路敏捷，谈锋健锐，每当进见谒问，应声而对。《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
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又云：
（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受早年征战不息的战乱侵染，曹植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动荡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了解，对战乱之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有着切肤之痛。在《送应氏》中，其以犀利的笔触，描述了洛阳遭战乱之后的荒凉场景：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长期的动荡奔波，滋养着曹植辅世惠民情怀。在其早期诗赋里，更是把他的理想愿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写给好友杨修的信中坦言：“我虽薄德，位为番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在《薤露篇》中更是直言：“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在《鰕鳝篇》里，曹植则自比鸿鹄，发出了“安识鸿鹄游”的豪叹！在其后期作品《白马篇》里，着实把少年的自己塑造成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的壮士：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然而，曹植毕竟生于豪宦之家，闲暇之时斗鸡走马、宴饮娱遣和诵经赋诗，也时常是其贵族生活的一部分。“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图景，便是李白《将进酒》中对曹植早期宴饮游乐生活的描绘。而曹植在《游观赋》中，更是把其展现得酣畅淋漓：
静闲居而无事，将游目以自娱。登北观而启路，涉云路之飞除。从熊罴之武士，荷长戟而先驱。罢若云归，会如雾聚。车不及回，尘不获举。奋袂成风，挥汗如雨。
贵族公子的侠义生活，滋润着曹植游目自娱的习性，也造就了其“慷慨之气”。其在《赠丁仪》诗中坦述：
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
《梁甫行》又云：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豪宦之家的怡情快意，充实着曹植早期诗赋作品的格调情操；而其至高无瑕的聪慧雅致，则使其挣脱富贵公子的视野桎梏，成就了其“雅好慷慨”的建安风骨。曹植在《前录·自序》中曾自述：
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
当是时，纳士之风盛行，曹植和兄长除结交“建安七子”之外，周遭还集结着一批青年才俊。幼年之时，曹植和兄长及他们身边的才俊之士“终宴不知疲”“飞盖相追随”“轻辇随风移”，逍遥自在地纵情游乐，但当立储之事提上日程，双方也就开始各自施展方略、尖锐对立起来。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父王势力日渐强大，基本统一了北方，成为一方霸主。时事推移，随着父王年事渐高，曹植日渐成为其维系百年霸业的继位人选之一。然而，曹植却对此却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自周王朝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且有袁绍“嫡庶不分，覆宗灭国”的前车之鉴。因此，在父王薨后，“自长安领十万大军”至都城的鄢陵侯对其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时，曹植持其“旷达之度”，严词断绝：“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
然而，情势使然，造化弄人。在嫡位人选未确立之前，曹植还是被父王寄予厚望，并被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在其二十岁的时候，被封为平原侯，食邑五千户；次年（公元212年），又被改封为临淄侯，食邑万户。上苍似乎总是眷顾英才，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七月，曹植又被父王命留守邺城，并被告诫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父王的赏识和厚望，让曹植受宠若惊，自是唯诺连声，益加勤勉。“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精选宾友，袤与徐干俱为临淄侯文学，转司隶功曹从事。”（《魏书·郑袤传》）不久，“志行清洁，才学通敏，书则八体悉工，学尤善古文大篆”的名士邯郸淳奉旨辅助曹植，“为临淄侯文学”，植得邯郸淳甚喜，而邯郸淳在初识曹植之后，亦谓之曰“天人”也。《明帝纪》注引《魏略》：“太祖既爱桂（孔桂，字叔林，时官拜骑都尉，后拜驸马都尉），五官将及诸侯亦皆亲之。其后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临菑侯，因更亲附临菑侯而简於五官将，将甚衔之。”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也甚为曹操着意培植，称之为“儿中最可定大事”者，“几为太子者数矣”。
才高压主。岁月更迭，十数年过去了，父王对曹植的青睐日渐为兄长所诟病。兄长工于心术，“矫情自饰”，为登上太子大位，更是在父王身边上下窜动，施恩布惠，使“宫中左右，并为之悦”，也赢得了父王“笃厚恭谨”的颔许。犹谓不足，兄长提笔捉刀，编撰评写《典论·奸谗》之文，指点袁氏“嫡庶不分”之过，在王公大臣之中构造议论。
与此同时，曹植和兄长身边的才俊，也在进行着或明或暗的较量，“以求一逞”。《三国志·魏志·曹植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曰：
（杨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
《三国志·魏志·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颂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皆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
父王一代枭雄，“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但是，“丑侯”吴质之流，纵横捭阖，扰乱朝野，植下父王怨恨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结出了罂粟之花：
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
天性豁达的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以致发生了上述令父王不能容忍的“司马门事件”（司马门，即天子之门，惟有天子方可出入）。此时的父王虽早有“帝王之心”，但为掩人耳目，一直打着“兴复汉室、整顿纲纪”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植打开司马门、驾车“驰道”，无疑是撕开了父王的遮羞布。父王自然是雷霆震怒，儿子不能杀，就故伎重演“割发代首”的老戏，把掌管宫门的“公车令”处死。为彰显“正义”，父王特地连下三道诏令：《曹植私开司马门下令》《又下诸侯长史令》《立太子令》，表达对曹植的失望，并确立其兄长为太子，作为对曹植的惩戒。余怒未消，不久又以曹植妻“以违制命”之名赐死：
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世说新语》）
更为不堪者，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父王部将为强敌所困，情急之中，欲遣曹植率大军相救，“植醉不受命”，父王“悔而罢之”：
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命，故王怒也。（《魏氏春秋》）
储君已立，父王虽放下了一己之私，但为曹氏百年霸业计，担心祸起萧墙，又舞动起犀利的斧头、砍向曹植的羽翼：
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
至此，飞鸿折翅，失落云端。②8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