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华

（接上期）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为张伯驹《丛碧词》集所写的跋文中说：“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此语一出，当年的文坛“众老皆惊”。周汝昌为什么会给张伯驹的词这么高的评价？因为周汝昌说：“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并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功力，至厚至深……”

谈到张伯驹文物收藏的诸多往事，无需渲染，能做到真实再现也就非常“传奇”了。这是因为，1927年，30岁的张伯驹开始涉足收藏。其“起步虽晚，起点却高，底子也厚……家财万贯，使张伯驹的文物收藏有了雄厚的资本。同时，历史也为张伯驹提供了机遇”。例如，张伯驹得知溥儒（道光皇帝的曾孙）藏有西晋大文学家、书法大家陆机所写的《平复帖》之后就决心收购这一国宝。该帖“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真迹”，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比《兰亭序》的书写时间还早79年，其珍稀性无与伦比”。张伯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已有“前车之鉴”——溥儒收藏的唐朝韩干的《照夜白图》这样国宝级的名画已被外国人买走并“流失海外”。这一事件“曾使张伯驹感到如同自己的孩子被拐走一样痛心”。于是，从1935年到1937年，历经两年多的磨难，在著名学者傅增湘的帮助下，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旷代之奇珍”——《平复帖》。然而，怎能想到，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突遭绑架，绑匪索要200根金条，“否则就撕票”。谈判过程中，当潘素见到绝食多日的张伯驹时，张伯驹并不在乎自己随时有被撕票的危险，反而怕潘素为了凑足赎款卖掉《平复帖》。“他悄悄对潘素说，宁肯死在这里，也绝不许变卖家中文物……”

而今，很多人都以为收藏文物是为了“牟利致富”，而张伯驹不惜身家性命收藏文物却是“为国留宝”。1956年初，为了响应支援国家建设买“公债”的号召，张伯驹毅然把30年来以倾家荡产之资收藏的“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等共计8件国宝级文物珍品无偿捐献给国家，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为何能做出如此惊人壮举？读了书中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女儿记录的张伯驹“肺腑”之言“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怎能不为之击节赞叹！

然而，就在张伯驹捐出珍贵的8件文物的第二年（1957年），他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被打成“右派”的张伯驹日子当然艰辛而难过。但1978年他对大画家刘海粟说的一段话却又“令人肃然起敬”。张伯驹说：“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包括卖字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这些东西捐赠国家之后，我已成了没有资产的教授，靠劳动吃饭。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担心：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换了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对党的威信不利”——自己受了冤屈可以不介意，却为“党的威信不利”而忧虑。闻此真人真言，这样至淳至厚之个性、至真至广之心胸，除非铁石之人才不被感动！

戴着“右派铁冠”的张伯驹熬到1971年时成了无户口无粮本又无家可归的“黑人黑户”。幸有好友章士钊（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长）出主意让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他在信中诉说了“户口至今仍未解决”的困境，也大胆抒发了“溥溥大地，锥无可立”的愤懑之情，最后“伏乞能饬属准予报入户口，实为至感”。此信由章士钊加上自己想给张安排馆员的信一并转交周总理，有幸获得了周总理的批示。经有关单位协助，1972年1月，张伯驹拿到了“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聘书，漫长的艰难岁月终于迎来了曙光。

然而，多年来，这样的史实真相早已被诸多报刊上流传的一个“传奇”所屏蔽：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见到张伯驹送的挽联，于是就问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这挽联是谁写的。张茜就对主席说了张伯驹还是“黑人黑户”的情况。于是，就有了毛主席当场要周总理关照张伯驹先生的“最高指示”。张伯驹晚年的命运从此得以改变。

对于这样一个似乎特别让人喜闻乐见的“故事”，经“用心追求真实”的张恩岭多方核查，不但“至今尚无权威的资料佐证”，还找到了可以“佐证”真相的两个史实：一是中南海摄影师的回忆——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现场，被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和陈毅家属簇拥，慰问了陈毅的夫人、子女，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对陈毅和邓小平作了相关评价，并未提到毛泽东看到张伯驹挽联一事；二是寓真先生2013年在其所著《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中说：“张伯驹当年从吉林败兴而归，黑人黑户，狼狈不堪，又怎么可能将笔墨挂到那种显赫的位置上呢？”

据此，张恩岭在该书《自序》中说：张伯驹被聘为文史馆员的时间与毛泽东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这一“巧合”的广为“传说”和部分作家的书写，却消弭了张伯驹真实生活中一段“溥溥大地，锥无可立”的辛酸处境及其对无情迫害的抗争，还有章士钊先生的仗义执言及周恩来总理的关怀等事实，一下子变成了不费吹灰之力的“传奇”。　　

“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像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像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对照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的这一段话，深感精准精辟之至。

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国家进入新时期，张伯驹也迎来了80岁生日。1979年3月28日，张伯驹接通知到北京市委，在做出为其改正错划“右派”问题、恢复政治名誉的文件上签了字。接着，一顶顶艺术“桂冠”又纷纷向他抛来——“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等。1981年，张伯驹1961年完成的著作《丛碧词话》终于有了正式出版发行的机会；他最为关心的“韵文学会”，经他这个80多岁老人到各个部门“多方奔走”，在他1982年去世后的第2年，终于在湘潭大学成立并创办了《韵文学刊》……这怎能不让人发出“春蚕到死丝未尽”的仰天长叹？

至妙至真，至厚至深。好一本《张伯驹传》！真切地刻画出张伯驹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如实地展现出张伯驹卓荦不凡的艺术之道；横评出其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性情，纵论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真风度……品读这样一部以求真之心书写至真之人的传记佳作，品味这样一位中华文化巨星风雨兼程的苦乐人生，怎能不让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我们分明看见——可敬可爱的张伯驹先生手持拐杖，披着晚霞的余晖，微笑着，从碧绿丛林的历史深处缓缓走来……哦，他原本高大的身影，愈来愈高大、愈来愈巍然……（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