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口老城区，一些古巷深处的古建筑里被历史尘埃淹没的往事，往往令人感慨万千、心生景仰。

周口文化小学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小学，位于老城区沙颍河南岸的文化街。文化街是现荷花街北段一条西向的老街道，明清时期叫关帝庙门街。在这条不足300米的小街道上，有4个庙宇，从西向东依次是平王庙（陆陈会馆）、关帝庙（山陕会馆）、鲁班庙（建筑业会馆）、大王庙（油业会馆）等，分别是商人们为祭拜自己行业的始祖、祈求神灵的保佑捐资而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明令“罢科举，兴学校”，周口市区的会馆、庙宇、祠堂纷纷改为学校。如七一路小学、文化小学、作坊小学、新民小学、新华小学等都是在寺庙的基础上兴建的。周家口商人由捐资建庙、祈求神灵保佑到捐资助学、渴望教育兴国，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由于战乱，河南省立第七小学由淮阳迁到南岸关帝庙，商水第三小学、宏毅小学、长城完小、文化小学都是在关帝庙门街上陆续兴办的，由于这条街道上学校较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帝庙门街改为文化街。周口文化小学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是延续下来的一所规模较大、历史悠久的小学。

我是1965年入学周口文化小学的，一、二年级在西大街的文化小学分校就读。当时按学区编班，西大街、西新集、后小桥、小南街的适龄儿童在西大街的分校读书，一、二年级各两个班，三年级时到文化小学北校区就读。那时的文化小学大门台阶很高，顺坡而上，校门内有一照壁，进大门，东西两侧是过去关帝庙的厢房，各有3个大教室。教室的前面种着一排杏树，每年春季，杏树开出洁白的花，果实成熟后，每个学生可以分到5个黄澄澄的、又甜又面的杏子。进大门向北的一座大殿是学校的教务处，大殿前面是方方正正的高台阶。大殿两边是两个高年级的教室。大殿西边的教室前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每到春天，桐树上开出淡紫色、花味香甜的桐树花，一簇簇、一团团，犹如一串串风铃。谷雨前后，桐花纷纷落下，我们捡起鲜艳欲滴的桐花，吸吮一下，还能尝到香甜的桐花蜜。大桐树的枝丫上挂着一个古铜色的大钟，一个戴眼镜的老校工，每逢预备、上课、下课，都会准时敲钟，“当、当、当……” 钟声响亮、悠长、悦耳。

学校凡有重大集体活动，我们分校区的学生都要参加。有几次重大活动让我记忆犹新，一次是新少先队员入队。新入队的同学整齐排列站在会场上，音乐声中，高年级的少先队员捧着鲜艳的红领巾，一对一给新少先队员戴上，双方还郑重地敬上一个队礼，那仪式真的很隆重、很庄重。第二次是集体看学校老师演的话剧《掩护》。《掩护》演的是抗战期间，一对父女掩护一位受伤八路军战士的故事。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由王金成老师扮演。王金成老师当年20多岁，长得很帅气，他是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每次学校开大会，都是他喊口令。张宝义老师扮演“父亲”。张老师高个偏瘦，但很精神。田玉珍老师演“女儿”。田老师年轻漂亮，两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说着软软的普通话，她是教音乐的老师。扮演“日本军官”的是李霞培老师，他镶着一副大门牙，有学生背后戏称他“李大牙”。他扮演的“日本军官”惟妙惟肖，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次是全校各班级节目汇演，我们班演的是独幕剧《问路》，表现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农村变化的情况。一个小姑娘到农村向一个老大爷问路，因老大爷年纪大、耳朵聋，以所答非所问的形式表现了农村的变化。比如，小姑娘问：“去某某村是往东还是往西？”老大爷听成是问“村里有没有抽水机”，老大爷唱道：“有、有，俺村安上抽水机，日夜歌唱哗啦啦。”由我扮演“老大爷”。我贴上胡子、眉毛，腰里还别上了一杆旱烟袋。“小姑娘”则由我们班的女同学张军扮演。

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学校包场看电影，我们排着队、唱着歌，花五分钱看一场电影。那时的电影《雷锋》《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突破乌江》《金沙江畔》《苦菜花》等深深打动了我们幼小的心灵。看一场电影，受一次教育，要兴奋几天，和小朋友回味电影中的情节，手舞足蹈地模仿电影中人物的动作，那个兴奋劲别提了。雷锋、王成、李向阳、江姐，是那个年代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崇敬的英雄。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周口文化小学分成两个学校，东边是周口文化小学，西边是周口“五七”小学。周口“五七”小学，是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而命名的。两个学校之间打了一道墙。我的四、五年级是在周口“五七”小学就读的。因缩短学制，1971年春，我小学五年级毕业后，升入周口一中读初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周口文化小学改为周口八中，后又改为周口三中；周口“五七”小学沿用老校名——周口文化小学。

周口文化小学，我的启蒙学校，我对其既有美好的憧憬，又有刻骨铭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