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动

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对历史名人于右任作了绘影传神的描绘。

张伯驹主编的散文随笔集《春游琐谈》，凡7册，共314篇，涉及作者35人，实为一部文人雅集、纵笔文墨的合集。《春游琐谈》所录文章用笔随意，有感而发，率性自然，史料丰赡，既可当作精美的小品文来读，亦可补史乘之不足。

《春游琐谈》收录张伯驹散文71篇，按照作者自己的理念，分为掌故、金石、书画、考证、词章、轶闻、风俗、游览8个类别，文章多用白描，秉笔直书，逸趣横生。

先说说《春游琐谈》中的掌故。掌故本是汉代掌管礼乐制度的官职名号，后来借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遗闻轶事。张伯驹出身豪宦、见多识广，兼以阅历丰富、洞悉人情，因此对清末以来的政坛、文坛、艺坛、骚坛等诸多掌故，了然于胸，信手拈来。《春游琐谈》中的《陕西之“德、言、容、功”》《同姓名》《淇鲫》《认宗》《道学先生》《中堂》《观察第》《五子》《步军统领》《珍珠鞋》《江北提督》等，皆是对各种掌故的娓娓叙述。

其中的《陕西之“德、言、容、功”》，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于右任。于右任（1879年~1964年），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曾用笔名右任、骚心、大风、半哭半笑楼主、关西余子等，被尊称为“右老”，中国近现代著名书法家和诗人。从1931年春起，于右任担任当时的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直至逝世。于右任思想开明进步，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谈判期间，于右任设家宴专门招待中共代表团，公开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平建国，这是国共和谈中唯一设家宴款待中共代表团的国民党元老。

张伯驹的《陕西之“德、言、容、功”》一文短小精悍，介绍近现代陕西印光法师、张季鸾、李仪祉、于右任4位名人，叙述从容，语言精简，而且锋端饱蘸情感，作者的褒贬之意也自然呈现：

余昔避日寇居秦，闻陕西人尝戏谓吾省有德言容功者四人：德者印光法师；言者张季鸾，《大公报》社论皆为其手笔；功者李仪祉，关中少雨多旱，渭水开渠皆为其所经营；容者则于右任也，辛亥革命陕人拥以为首，遂得誉，伟身长髯，相貌魁梧。后南京政府时任监察院院长，噤若寒蝉，毫无建白，陕人故以讥嘲，谓其徒有其表耳。

《礼记·昏义》云：“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因此，所谓的“德、言、容、功”，本意为封建礼教要求妇女应具备的品德。而张伯驹笔下的“德、言、容、功”，则别有所指。张伯驹在《陕西之“德、言、容、功”》中，叙述印光法师、张季鸾、李仪祉之事迹，实为铺垫，着重落笔在于右任身上。“容”指容貌、仪表，于右任绰号“于大胡子”，“伟身长髯，相貌魁梧”，典型的“美髯公”是也，容貌可谓出众，仪表可谓伟岸。但其在南京政府任监察院院长时，却“噤若寒蝉，毫无建白”，真是空有一副好皮囊。陕西人称其“容者”，讥嘲了于右任的徒有其表。

由此可见，张伯驹借“陕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其对于右任的态度是语多讽刺，没有好感。

另一位周口籍学者，现任河南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全章教授撰文《于右任与晚清诗界革命思潮》，曰：“这位从陕西三原走出来的辛亥元勋和革命诗人，不仅1903年前后就以震惊关中士林的诗歌创作响应了‘诗界革命’，从而将诗界革命运动的阵线延展到大清帝国统治力量相对强大且士林风气沉滞的西北地区，而且在革命思潮和革命诗潮初盛年代即以报人身份躬身其役，成为革命派文人中的活跃分子。晚年流寓台湾时期，于右任仍对旧体诗抱有满腔改革热望，终其一生不负‘革命诗人’和‘爱国诗人’名号。”胡全章认为，于右任终其一生，都无愧于“革命诗人”和“爱国诗人”的名号。这与张伯驹对于右任的评价、观点甚不相同。

以上不同观点，足以说明人是复杂的。而对一个人的判断，采用简单的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评价方式，亦是偏颇的。所以，我们评判历史人物时，应该把人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一分为二，全面深入，方能让历史人物鲜活立体，同时能够揭示人性的复杂。而且，学术研究应该百家争鸣，反复地探讨、争论、砥砺，对于历史人物研究也更能做到知人论世、全面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