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中玉

袁安卧雪名扬天下，传为美谈，其人也因而被举为孝廉，踏入仕途。但袁安卧雪之地自古以来就存在争议。袁安系东汉汝南汝阳人（今属周口商水），后人据袁安卧雪时，至门者为洛阳令，大都以为卧雪之事发生在洛阳。也有人认为，袁安卧雪地在汝阳，是被洛阳县令外出巡查时发现，然后才被洛阳县令推举为孝廉。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笔者结合相关史书记载加以辨析。

《后汉书·袁安传》云：“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安少传良学。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受，从事惧然而止。后举孝廉，除阴平长、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爱之。”由此可见，袁安是在他的家乡汝阳县任县功曹，然后又被举为孝廉，接着任阴平县长的。近世洛阳出土的《袁安碑》与《后汉书·袁安传》中的记载基本一致。

唐代以前，记载袁安举孝廉一事的史书主要有两种：一是三国时期周斐的《汝南先贤传》，二是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真诰》。《汝南先贤传》今已失佚，有清人辑本。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此书主要记载两汉时期生活在汝南郡的先贤事迹。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章怀太子李贤召集学者张大安等人注释《后汉书》。在《袁安传》“后举孝廉”一句后引《汝南先贤传》注曰：“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这段注释表明袁安卧雪之地在洛阳而不是汝阳，袁安是被洛阳令举为孝廉，但这个洛阳令叫什么名字却没有记载，让人无从考证。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真诰》云：“左理中监准大府长史，昔用韩崇以居之。崇字长季，吴郡毗陵人也……迁汝南太守，拔书佐袁安，安后位至司徒，时人通以崇有识物之鉴也。”这一记载指出袁安是时任汝南太守韩崇的书佐，是被汝南太守提拔举荐的。《汝南先贤传》今已不存。但从当时的历史资料分析，洛阳令推举袁安为孝廉确实有许多可疑之处。

从举孝廉制度来看。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一般以郡国为单位推荐，每年每二十万人分配一个名额。被举人的资历，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袁安起初为汝阳县功曹，应是汝阳县令把袁安呈报给汝南太守，然后由汝南太守韩崇再拔为书佐，并呈报给朝廷，举荐为孝廉的。

从东汉雒阳城的考古发掘来看。东汉时期，洛阳称“雒阳”，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南北朝范晔《后汉书·郡国志》均作“雒阳”。雒阳是东汉都城。考古证实，东汉的雒阳城和西汉的长安城功用上只相当于皇城，皇城之内单皇宫就占了一半以上的面积，其余就是些官府机构。作为汝阳县功曹的袁安当时是没有资格在雒阳安家的。

从官员的休沐规律来看。早在西汉时，政府就明确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意思是说政府工作人员，每工作五天就休息一天。东汉时期，这个制度得到进一步实施，这时的休沐不但可以洗澡休息等，还可以回家看望家人。下雪那天，任汝阳县功曹的袁安适逢自己的休沐之日，所以才有时间在家中不上班睡大觉。

从行政区划上来看。《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汝阳县属豫州汝南郡，雒阳属司隶河南尹（相当于河南郡）。汝阳、洛阳两县当时既不隶属同一个州，也不隶属同一个郡。洛阳县令怎么能跨越州县，到汝阳县查访呢？袁安与洛阳没有隶属关系，怎么会客居洛阳，洛阳县令又怎么会对袁安的住宅了如指掌呢？

袁安生活的东汉时期，洛阳称“雒阳”，《汝南先贤传》应称“雒阳令”而不是“洛阳令”。“洛”与“汝”字形相近，疑唐代作的注被后人抄错了，或者章怀太子所看到的《汝南先贤传》经过几百年的传抄就已经抄错了，亦或章怀太子为《后汉书》作注时把“汝阳”抄成了“洛阳”。《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曰：“袁安传后举孝廉注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孙矿云：‘安何由在洛阳卧，宜云汝阳方是’。”清代学者张宗泰也直言：“袁安卧雪时至门者乃汝阳令，今皆作洛，误。”由此可见，袁安卧雪事发地当在东汉汝阳，也就是今周口商水。

（作者单位：商水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