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胖子”，打一中国城市名，很多人应该都能猜到谜底。合肥位于安徽省的中部，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夏水暴涨，施（今南淝河）合于肥（今东淝河），故曰合肥”，古称庐州，宋代名臣包拯的故乡。

19世纪后半叶的合肥人才辈出，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等新型精英阶层在此地崛起，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之后，淮军由此成为晚清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这些地方士绅具有一定的革新意识，敏锐感受到了社会危机和时代变化，并在后来的内政外交中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今安徽合肥人。赵尔巽在《清史稿》中说他是“中兴名臣”“社稷之臣”，充斥着史家隐恶扬善的历史书写程式。梁启超在《论李鸿章》中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倒有些惺惺相惜之感了。用晚年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他这一生只是在做“裱糊匠”的活儿，“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5月的合肥，天气闷热，只是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漫天飘着令人生厌的杨絮。李鸿章故居，又名李氏家族旧宅、李府、李鸿章府，位于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步行街中段208号，是典型的江淮地区晚清民居建筑。淮河路步行街是合肥著名的商业街区，地处闹市，故居与周围的现代建筑物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夜晚游人如织，唯有李府大门紧闭，外面繁华热闹的世界仿佛与之无关，历史与现在也在那一刻彼此交融，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鸿章故居陈列馆的展板上详细介绍了这位晚清重臣的生平事迹，从“引领洋务求自强”到“青史凭谁论是非”，李鸿章的一生可谓是半部晚清史的写照，“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作为清王朝的“文忠公”，李鸿章殚精竭虑地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开启了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然而甲午战争的烽火、《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一辈子的事业扫地无余。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历来被评价为近代史上的“完人”，成为后世效仿的楷模，《曾国藩家书》更是现代人立身治家的宝典。但相较于自己的学生，曾国藩自始至终都是儒家思想的卫道者，面对洪秀全提倡的异端邪说，曾国藩毫不客气地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在曾国藩心中，名教才是他念兹在兹的国之重器，无怪乎他的谥号是“文正”。

如何应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给出的答案是自强、求富，“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在维护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所谓“中体西用”是也。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却不是实际推动者。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初刻时，因书对英国多有正面述评，被曾国藩认作“颇张大英夷”。面对夷人、夷情、夷务，曾国藩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在那个人人沉浸天朝上国美梦的时代，学习西方是有风险的，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稍有不慎便会成为众矢之的，小心谨慎的曾国藩未必敢冒这个险。

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因《马关条约》的签订，回国后的李鸿章成了举国上下声讨的罪人。没有了重要职务的李鸿章心有不甘地住进了北京贤良寺，等待复出的时机。1899年，李鸿章突然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千里迢迢来到广州。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清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李鸿章被急调回京，负责与洋人谈判，再次当起了“背锅侠”。签订完《辛丑条约》，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又被铺天盖地的“卖国贼”骂名包围。彼时的李鸿章已没有青年时“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豪迈，唯余晚年“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悲凉。时也，命也。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谥号“文忠”，灵柩由北京运回老家合肥安葬。“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他在遗折中仍旧念念不忘呼吁自强，希望当权者实行新政。1911年，李鸿章逝世十年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他的修修补补最终也没能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王朝。

舟大而水浅也。李鸿章终究只是时代的弄潮儿，无法成为真正的领航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