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新（现年75岁）口述

张光亮等人整理

我的父亲杨南极学生出身，祖父去世早，祖母双目失明，父亲16岁就挑起了养活全家的重担。

原来我家有几十间房子，国难当头的1938年~1939年，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子木经常以经商为名住在我家。交往多了，李子木看我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待人诚恳，就把我父亲发展为地下联络员，我家也就成了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

1938年秋，时任鹿邑县县长的魏凤楼由张爱萍陪同来吴台镇催款时找到我父亲，说服徐老紫同意，将从土匪手中缴获的财物放在他家里。后魏县长拿出一部分用于购买枪支弹药，一部分留给徐老紫用于扶贫。

1946年起，国共两党开展“拉锯战”的几年间，我父亲与李子木经常到鹿邑、临泉、柘城、太康、西华、扶沟、漯河、界首等地，以经商为名开展地下工作。

父母亲告诉我，魏凤楼在对日作战失败后，又回家乡拉起了部队。约在1944年7月间，父亲与魏凤楼去临泉找杨东波，说服其回吴台任联保主任，为人民办事。当时杨东波任汤思伯的参谋。没想到，父亲和魏凤楼刚回来没几天，杨东波便怀疑他的堂兄和我父亲在为共产党办事，多次将我父亲扣押在联保处不让出来。

1946年农历八月十三，张笑南、丁兴国在我家密商解放吴台大计。十月初三那天（当天为吴台镇镇长之子结婚之日），天还没亮，我父亲与赵心广、孙发荣以给镇长送礼为名，叫开了吴台镇的东大门。乔装打扮的解放军战士随即潜入了吴台寨内。大约5分钟后，战士们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吴台镇公所，缴获敌枪近百支。县大队带走了一部分，其余的存放在我家。

新中国成立后，经父亲介绍参加革命的赵心广先期任郸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后任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院长；孙发荣任吴台区财粮员；王法动参加了解放军，跟随王化民政委工作。

1947年5月的一天夜里，父亲接到县大队命令：由于战事吃紧，必须连夜把存放在我家的枪支弹药送到郭集前线。当时可用的人手不够，用外人又怕泄露机密，没办法，父亲让母亲去我姥姥家牵来了一头大个毛驴，后半夜，父亲把枪支弹药放在驴背上，然后又盖上棉被做好伪装。当时，还乡团势力猖獗，父母怕出事，前一天就把我们兄妹三人分别送到了两户老百姓家和姥姥家，以防不测。于是，父亲持枪护卫，母亲前面牵驴，他们深夜沿小道将枪支弹药送到了在土桥接应的吴台区闫区长和周区长那里。之后，他们几个人又一同从葛家坟经杨河沟，将枪支弹药送到郭集前线，交到了独立团团长张笑南手中，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7年10月间，解放军撤走了，还乡团卷土重来。由于叛徒出卖，父亲被抓走，母亲怕敌人抄家，及时把记有地下党联络人员名单的本子等东西都烧掉了。敌人抄家时，屋里屋外翻了个遍，只找到了李子木存放在我家的两匹洋布。敌人以此作为父亲与地下党联系的证据，对父亲严刑拷打，逼他交出枪支弹药和地下党名单。父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这次折磨，导致父亲的左眼失明、左腿骨折，落下了终身残疾。

1951年，吴台区政府办学校时没有校舍，父亲把家中的房子借给了吴台完小，一直到1961年10月间，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魏凤楼、张爱萍在抗战期间以及张笑南在鹿邑开创革命根据地期间，我家都成为领导的办公地点和联络地点；鹿邑独立团、县民主政府公安局等军政机关也曾安在我家；刘邓大军、陈毅的华野部队也在我家住过；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时期的解放军伤病员曾安排在我家养伤治疗，父亲和母亲为伤病员烧水、做饭并护理他们。期间，为全力拥军，他们又变卖了家中的一部分土地，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开支。

父亲和母亲舍儿、舍女、舍地、舍房，不图明、不图利，舍生忘死，为国家、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父母日夜为革命操劳，我从小也没有得到上学的机会，至今仍然是个文盲。母亲说，就是送枪那一回，为了不让我发出哭声引来敌人，连累暂时照看我的那一家人，她曾给我用了对神经有麻醉作用的药物，使我变得终生愚钝。

越到晚年，我越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愿用我的不懈奔走，使郸城的后人知道我的父亲、母亲是曾经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