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志

我是在母亲柔软而温暖的背上活过来的。

小时候我生了一种病，经常肚子痛。医生说是寒积所致，可吃药打针总是不大见效，人瘦得像皮包骨头，母亲就天天背着我。说来也怪，母亲一背起我，我的疼痛就会很快缓解。经过了很长时间，我居然活过来了。母亲说：“你呀，和阎王爷打了一架，硬是把阎王爷给打败了！”但我认为，是母亲打败了阎王爷，把我从阎王爷那里夺了回来。

母亲生下8个孩子，我排行第七，上有3个姐姐、3个哥哥，下有1个弟弟。1941年发大水时，大姐、二姐连病带饿夭亡他乡。当时大哥不满周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母亲将他送了人，直到1958年，大哥才回到父母身边。这给母亲造成了一生无法愈合的伤痛，每提及此事，母亲就潸然泪下，她常说：“儿女是娘的连心肉啊！”

母亲同她们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没能进学校读书，不论在娘家或婆家，不是干农活就是操持家务。也因此，母亲锻炼出了一副硬朗的身子骨，经得起风吹雨打，很少生病吃药。在我们兄弟姊妹都未成年的时候，因父亲多病，又干着公事，所以母亲一直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饱受风霜劳苦。母亲干活是出了名的不惜力，手脚利索，不让须眉。她锄地要比别人锄得快，摘棉花要比别人摘得多，翻地要比别人翻得深。评工分时，母亲总是拿一等。

母亲的针线活在乡下是出了名的，做的鞋子或衣服既可体又好看，村里人说她补的补丁都比别人好看。在那个时代，偏僻的农村没有缝纫机，也没有裁缝，像母亲这样的针线活能手，能顶个裁缝了。所以，经常有本村或邻村的人来找母亲剪鞋样、裁衣料。母亲不论远近亲疏，忙与不忙，都会马上应承，忙活半天，让乡亲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母亲常说：“给人方便，自己方便。”后来村里成立缝纫组，母亲是第一人选。那时尽管吃不饱饭，天天忍饥挨饿，但母亲总是尽心尽力、早出晚归、无怨无悔地为大伙儿忙碌，深受村人的爱戴。

母亲的茶饭也是远近有名的，做的馍、菜、汤样样都好。特别是母亲擀的面条，粗细均匀，像现在的机制挂面一样。在我的记忆里，即使是很平常的东西，一经母亲的手，就成了美味佳肴。土地承包之前，粮食奇缺，红薯是主食，当时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没法活”。然而，母亲却变着法儿把红薯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生的、熟的、咸的、淡的、酸的、甜的，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就是用野菜、树叶做的饭，也特别好吃。我们都爱吃面条，可是当时白面奇缺，豆杂面也少，用纯红薯面擀不成面条，怎么办呢？母亲就加入一些榆皮面，再加些佐料，那种味道至今还令我难以忘怀。记得我们村有位老人，临终前口口声声要喝我母亲擀的面条，母亲被我哥从外祖母家接回来，给那位老人精心做了一碗面条，满足了他的心愿。

母亲纺纱织布享誉十里八村，她纺的纱细而不断，力度均匀；织的布都说能赶得上“洋布”了，尤其是印花布、方格布、条纹布，染色鲜艳，花样新颖，堪为土布上品。在我的记忆里，全家人靠着母亲纺纱织布缓解了当时生活的艰难。没钱买盐了、没钱交学费了，母亲就带点土布或棉线到集市上去换钱；没柴烧了，母亲就让哥哥带点棉布到密县、禹县换一架子车煤拉回来。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母亲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在这个老少十余口人的大家庭里，母亲的负担是多么繁重啊！白天，母亲要下地干活、侍奉婆婆、烧火做饭、喂猪喂鸡；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还要纺纱、织布、做衣服。多少个夜晚，我是在母亲纺纱的“嗡嗡”声和织布的“唧唧”声中入睡的。有时一觉醒来，屋里的灯还亮着，我就忍不住问母亲：“妈，您该睡了吧？”“你睡吧，我晚一会儿，把这个穗子纺好。”母亲答应着，仍舍不得停下手中的活儿。

岁月匆匆，斗转星移。母亲去世已20多年了，母亲用过的纺车还完好地保存在家里，这是母亲唯一的遗物了。这架留有岁月印痕与母亲汗渍的纺车，静静地立在那里。随着时代的进步，尽管它已经失去了使用的价值，但在我的眼里却弥足珍贵。睹物思人，它时时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与对母亲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