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国胜

上小学时就知道白危是个大作家，从上海来到黄泛区农场，在这里挂职任副场长10年，写出了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支人数不多的机耕队在黄泛区荒凉寥廓的土地上开垦荒地、建立国有农场的长篇小说《垦荒曲》，为黄泛区农垦职工树起了一座丰碑。前不久，我静下心来，将这部1963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次年3月再版的上下两卷共75章55万字的长篇小说又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尽管《垦荒曲》已经面世半个多世纪，但今天读起来仍是那么亲切，那么扣人心弦、发人深省。作品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国有农场的艰巨性、复杂性，绘制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透露出中原农村新生活的讯息，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既反映了当时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又描写了家庭生活中的感情风波，是新中国小说创作农垦题材的精品力作。我以为，用“当代文学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评价此书，再恰当不过了。

农业发展方向的重大主题。小说一开始，就通过主人公赵辛田的视角，交待了黄泛区当初的荒凉萧条：“有时步行一二十里还听不到一声鸡鸣狗叫，望不到一个村。即使偶尔碰到个把村庄，也都残破不堪，找不到一座像样的房子。举目所见，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在仓促中临时搭盖起来的窝棚。周围没有树木，没有寨墙，光秃秃地暴露在沙岗上，远远看去，仿佛是一群游牧民族的帐幕。”就是在这样一个荒凉寥廓的土地上，农场职工通过机械化耕作，使农场在一年多时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吸引了周边农民前来参观学习，让农民自己认识到“农场就是农村的旗帜，往后就跟着农场走啦”，进而表现了国有农场的优越性和示范作用。时至今日，《垦荒曲》所表现的土地集中管理与使用、专业化生产、先进的生产技术与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对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规模化、集约化的道路。时代呼唤以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进而推动中国农业的腾飞。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建场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有反动分子崔八爷、老混斗等人的煽动破坏，有不明真相的众多农民参与的“抢地”风波，有联合国救济总署留用人员的悲观保守，有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的好高骛远。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小说通过生动的情节发展和人物自身的言行，刻画出了众多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诙谐风趣、乐于助人的老拱大爷，具有丰富革命经历、德高望重的费场长，快人快语、向往农场生活的香芹，出身书香世家具有“小姐”习惯的倪若兰，有着丰富知识与经验但思想保守、不思进取的耿昌龄，不畏艰难、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赵辛田等。赵辛田作为机耕队长，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小说没有把他写成单一色彩的“完人”，而是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赵辛田在辽沈战役中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党的号召，从北京来到黄泛区机耕队工作。他既是一个经过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又同常人一样有着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和艰巨的工作任务面前，他也有过急躁，有过顾此失彼；面对父亲对他“参加革命多年，最后还是务农”的不理解，他也有过苦恼；对参加革命前家里给他定下“娃娃亲”的妻子，他没有感情，心里也很痛苦。但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他意志坚强，不怕困难，在各种矛盾冲突中以事业为重，不断地成熟起来，带领职工们艰苦奋斗，使农场一步步发展壮大，而他和妻子也在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中逐渐有了深厚的感情。赵辛田这个立体的艺术形象，让人觉得既真实，又可亲可敬。

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白危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作家，在语言上造诣很深。上世纪30年代，他编写了我国版画史上第一部讲述木刻的《木刻创作法》，鲁迅亲自校阅并为之写序；1937年白危参加抗日宣传，主编《战号》周刊；1938年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写出了50多万字的《延安印象记》。《垦荒曲》的语言风格介于雅俗之间，淳朴自然，细腻流畅，体现出作者很强的艺术功力。而人物语言则恰如其分地表现各自的性格特征，比较广泛地运用群众语言，如将拖拉机称为“洋犁子”，称不正经的人为“二流子”，称喜欢表现自己的人“烧得很”，穿着讲究为“排场”，土质优劣是“沙地看苗，淤地看粮”，用姑娘的择偶标准“宁让机务工压断腰，不让农工招一招”表现出机务工地位之高等，具体生动，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乡土特色。

作者在《后记》中交待了此书的创作缘由和经过：“写这部小说的起因是在一九五零年我到豫东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偶然看见一些形形色色的拖拉机在漫无边际的田野上奔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这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很年轻，有的年纪很不轻。尽管各人的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智慧不同，性格不同，趣味不同，甚至立场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党把他们团结起来，变成了一支改变历史面貌、向自然进军的坚强队伍。他们中间许多人，看来是一些平凡的人，既是朴素的革命实践家，又是热情的革命幻想家，大都是属于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正在成长中的新人。”“我因为曾经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甘苦与共的日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这才下决心把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事业写出来。”从这些自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因为白危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十年艰辛不寻常，才有了《垦荒曲》这部黄钟大吕之作。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激动人心的深刻变革，进行着令世界瞩目的伟大实践，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是一个需要伟大作品而且一定能够产生伟大作品的新时代。我们期待更多的有出息的作家，像白危那样，到沸腾的生活第一线去，“身”入基层，“心”入人民，写出更多更好反映现实生活的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学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