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张伯驹为什么最喜画梅、兰、竹、菊呢？因为这四君子最能彰显文人的情操与人品，是历代文人墨客托物言志之物。张伯驹画作的风格多为简洁、淡逸、雅致，耐人寻味。他笔下的红梅一枝，风骨卓然；垂杨飞絮，飘逸清远。

但他画得最多的还是兰。兰，亦称兰惠，享有“百草之长”“花中君子”和“空谷佳人”的美誉。其香清幽，其色脱俗。孔子曾道：“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穷困而改节。”因而，兰被视为高尚情操的象征。

张伯驹笔下的兰草，自然寄托着自己的寓意和人品的追求。张伯驹不愧是画兰的高手，线条流畅生动，常常是寥寥几笔，设色雅致，便画出了兰草婉约宜人的风姿，柔美舒放，有超尘出世之趣，给人以幽邃高雅的净化感。那种特有的风格是谁也模仿不了的，笔意绵绵，气脉不断。张伯驹又常在画作上题字“楚泽流芳”，更加彰显了清幽娴雅的意蕴、淡泊高洁的情怀。

张伯驹绘画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楚泽流芳》《墨兰》《垂杨飞絮》《大地皆春》《菊》《梅菊》《红梅图》《梅兰》《一枝初开》等。

当代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对张伯驹的绘画，主要是所画的兰、梅评价甚高，他说：“至于张伯老的兰花，我认为上可以继承赵孟頫、文徵明，下可以并肩薛素素。他的梅花画法，也是另辟蹊径，与众不同。”

张伯驹除了自己单画梅兰竹菊以外，也常和夫人潘素合绘一些花鸟、风景画作，例如，他曾和夫人潘素画了一幅《枫菊图》，颇为清雅。这幅画被他的朋友王世襄看到了，便写了一首诗赠给张伯驹：“银锭桥西宅不宽，黄花红叶耐霜寒。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这首诗不乏幽默的打趣成分，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张伯驹的人品与画风。

还有一次是1979年2月，张伯驹夫妇和刘海粟先生合绘了一幅《芭蕉樱桃》，海老绘芭蕉并题“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张伯驹在画上画了樱桃，并在左下角题写了“伯驹自赏”几个字。这次合绘，成了刘海粟和张伯驹绘画艺事上的一段佳话。

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合绘的画作主要有《梅石图》《兰石图》，潘素画石，张伯驹画梅或者兰草，各呈其长，又互相配合，相得益彰，那峻拔的怪石旁一枝红梅或一丛兰草，真是刚中见柔，劲健中不乏高雅之趣。

张伯驹夫妇合绘的画作还有《岁朝图》，张伯驹画梅，潘素画竹子。

在绘画方面，张伯驹夫妇和张大千先生还有一段“隔海补丹青”的故事在画坛广为流传。

这段故事也要从1979年说起。这一年，港澳好友邀张伯驹前往香港举办画展。张伯驹夫妇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国家有关方面鉴于张伯驹在海内外的影响，也希望他能够利用各种关系，多方开辟渠道，为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多做工作。这当然也是张伯驹晚年最大的心愿。他首先想到了正在台北摩耶精舍居住的老朋友张大千。

张伯驹与张大千的最后一晤是1948年的农历九月，谁知道这一去却是关山万里，两人从此失去了联系。如今，有了去香港的机会，有了与张大千联系的机会，张伯驹自然不会放过，但当时海峡两岸仍然不通书信，怎么办呢？还是潘素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想到最近常有香港的朋友来京，何不请友人捎给大千两幅画呢？于时，张伯驹让潘素把新近才作的两幅《南国芭蕉图》带给张大千，他要请大千在画上补笔，于是张伯驹给张大千写了一封信。

画与信准备好后，恰逢香港的一位余先生来京，便委托这位旧友将书画带给张大千。

再说张大千接到张伯驹送来的书信和两幅画后，也是非常激动，不久，就在两幅芭蕉图上分别绘一波斯猫、一素装仕女。

这一段佳话，想来可载入我国的绘画史册而流传后世。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张伯驹书法、绘画的特色，那就是，张伯驹的书法、绘画因其深厚的文学底蕴而形成一种书卷气浓郁超俗的风格，又以其收藏之富、眼界之高提升了他独特的书画艺术。很多人评论其书法、绘画，似乎有碑有帖，有宗有派，又似皆无，似古代某家又不似，最后只有说张伯驹本人才有这种风格，找不出第二人与其相似。不错，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独创的个性，在于另辟蹊径，走出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