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我夸她说：“咦，大妹子真是好眼力。”说着举起了照相机，正要按快门，她把身子一蹲，脑袋埋在棉花棵子里，说：“别照！别给俺照相片。”我又被她吓一跳，忙把相机放包里，小心地问：“为啥不照相呢？你摘棉花的镜头可生动，我免费给你洗，留个纪念。”她上下瞅瞅自己说：“我这打扮像个要饭的，上了电视丢咱河南省的人。”我心里起了一层浪，很大一阵子没平静，原来这大妹子是这样想的。

旁边一个年轻女子接话说：“可不是哩，村里人要是在电视上看见了，还不笑话死俺。他们会说，‘还以为你们在新疆多光鲜哩，谁知都摆弄成这样子’”。

我说：“这样子怎么啦！别看你们这会儿穿得不好看，挣的钱可好看着呢！那粉红色的大票子，哗啦啦的，美得很。”

旁边一个姐妹咯咯地笑，说：“老乡你真会说，对着哩，就是这个理儿。”

我一下子轻松起来，自己举了举拳头说：融入集体很顺利。感觉已被正式批准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大妹子仍不放心我，问：“老乡你不是电视台的，那你是干啥的？”

我说：“我是作协的。”

话一出口自个儿就笑了，好像专门学人家贾平凹先生似的。果然姐妹们都笑起来。

大妹子“哦”了一声说：“是鞋厂的啊，老乡你也会做鞋？”她拿眼睛上下打量我，说：“咋看也不像做针线活儿的人。”

我不好意思说自个儿是作家，刚发表了几篇小短文，怎算的上作家呢？就拐个弯说：“是专门坐家里写作的。”

旁边那个年轻女子听明白了，拍手说：“啊，咱老乡是作家哩，是写俺们怎么拾棉花，以后拍成电视剧吗？”

心想，我哪有那本事，但还是笑着点点头。

姐妹们似乎安稳了一颗心，也多了一些小兴奋，低头弯腰拾棉花，田间又一阵唰唰响。

我干脆把包放在棉棵上，加入拾棉花的行列。这块棉田看上去有两千多亩，棉株粗短，高不过人的大腿。我捡拾时，腰部的弯度很大。棉朵肉嘟嘟，活像一个个睡熟了的小鸡仔，抓在手心，有高烧的感觉，仿佛还有丝丝心跳，这感觉很奇妙。我仰面看头顶的太阳，只一眼，就泪流满面。那光芒如同千万根烧红的钢针，我的眼睛一阵热麻麻的痛。脊背像背着一团炭火，从脖颈到腰间，火灼灼的。

我嘟囔说：“这新疆的太阳真是欺负人。”

“这哪算热？俺初来时那才叫热哩。”大妹子说，她们九月份来时，新疆正是“秋老虎”。那时棉花叶子还绿着，花枝子缠着腿，迈一步都费劲。她说：“第一茬棉花，多开在根底下，腰弯得要断掉。不像这二茬花，满枝子都开了。但最难以忍受的是太阳的毒辣。中午，三十多度高温，汗水顺着脊背流，连裤腰都湿了半截。每天喝五公斤的水，还是渴，喉咙眼儿冒火。捂上大檐帽子、大厚口罩，可是就这还免不了被阳光晒伤，一摸脖颈子，满手是皮。”

大妹子摸摸自己的脖颈，然后摘下口罩让我看。 我看见她脸颊上，有两块膏药似的黑斑，耳朵也黑紫了，有点像晒卷了边的棉花叶。

心头莫名地酸疼了一下，这么重的晒伤，一个女人该经受多么大的磨砺。

说实话，大妹子真的显老相，怎么说都不像四十五，说五十五都有人信。最起码我信。

我帮大妹子捡了小半袋棉花，也没戴帽子和口罩，一张脸晒得像红灯，大妹子越来越不忍心了，就主动告诉我她的一些事情。我赶忙沿着棉花垄子取回包，掏出记录本和笔，在太阳下一字一句地记录着。

一、焦阳下的拾棉人

一朵花 “财迷女”魏桂花

魏桂花，女，四十五岁。生育一儿一女，女孩二十一岁，念大三学生；男孩十二岁，念小学六年级。丈夫在家附近打工。

大妹子魏桂花说：“李大义你认识，就是送你来的那老板。他每年召集大家来，他老家也是咱周口的。”

她说：“俺来就是想抓俩钱儿。”

魏桂花直率得让我惭愧，我和同事都想当官，但说出来的话，却是不想当官。

魏桂花说：“俺好命，儿女都争气，学习成绩好着哩。女儿在山东济南上大三。本来分数已经挂着一本线了，怕不保险，被挤掉，就上了二本学校。儿子在封闭学校上六年级。男人在县城打小工，一年收入一两万。他挣钱不多，但离家近，能顾家。俺家的几亩地都承包出去了，没地种了，俺两口子就成了闲人。可是咱不能闲，也闲不起啊，都年纪轻轻的，一把子好力气，不干活弄啥？再说，孩子们都等着使钱哩。我给医院开过电梯，一个月开不了几个钱，倒把自个儿开晕了。一天到晚在电梯里，像装在罐头里摇晃，我下班晕得都走不成路。后来就不干了，给人做鞋垫，纯手工，一天不抬头地做，才挣三四十块钱。”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阿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