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华

前不久，与妻携儿孙回老家看望父母，午饭时，四世同堂围坐在摆着美味佳肴的圆桌周围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吃饭间，我发现虽有一桌子美味，父亲仍然只对蒸红薯情有独钟，吃得津津有味。看到我的目光，父亲边吃边说：“虽然现在生活富足了，但还是喜欢红薯的味道”。父亲质朴的话语，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过去的岁月，红薯对于世代生活在豫东广袤平原上的周口人来说，可谓是至宝，一度还是百姓餐桌上的“宠儿”。人们总是变着花样吃红薯，像红薯汤、红薯馍、蒸红薯叶等，百姓餐桌上几乎顿顿都有。

周口是个农业大市，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主要种植有小麦、玉米、大豆、红薯等农作物，而红薯以其产量高、品质好、易管理等优点，受广大农民青睐，被大面积广泛种植。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物资供给紧俏，买什么都要凭票，但红薯拿到集市上销售，交易时则不受限制。

想起那时候的红薯真是格外便宜，一元钱能买三、四十斤红薯，而且是上好的红薯，可以装满一大箩头。红薯有红心和白心之分，百姓对口感好的白心红薯青睐有加，更称其的美味赛过板栗。

红薯收获的时节，也是村里最为繁忙的时间，虽然很累，但村民都心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脸上总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丰收后的农民，会先拿出一部分红薯销售，一部分刮成红薯片，留存一些慢慢食用。村民对红薯的贮存千篇一律采纳祖辈沿袭下来的实用方法——窖藏。他们会在自家院内挖个深不及二米的地窖，地窖是圆口形状，为上小下阔，呈罗汉肚状，存取十分方便，而且又能长久保鲜如初。

农闲时节，趁着晴朗的天气，家家户户会把一部分红薯加工成红薯片。这时低矮的农舍房顶，田间地头，刚犁过尚未播种的耕地……举目皆是大片大片晾晒的红薯片，蔚为壮观。在明媚的阳光下，红薯片会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

那年月，农民收获红薯借助的是抓钩、铁掀之类的原始农具，不会彻底把红薯收完，遗漏一些实属难免，烂在地里又十分可惜。基于此，城里的一些闲散人员组成的捡漏大军应运而生。他们带上工具，浩浩荡荡向乡村进发，农民也默许此行为。勤快又运气好的，通过几个小时的劳作，大都会意外收获几十斤红薯。

当年，我一家人都喜爱吃红薯，而首屈一指者为祖父，家里存放的红薯尚未吃完，看到品相高的红薯，祖父又会买一些回来，为此事祖母没少嗔怪他。祖母的本意决非阻挠干涉祖父买红薯，而是要等红薯吃完或接近吃完时再购买不迟。

我清楚记得，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祖母把祖父刚买回家的几十斤红薯一个不落地扔到院中央，遍地皆是，颇为困窘。如此这般，祖父仍然坦然笑对，买红薯的念头丝毫未收敛，依然是我行我素，祖母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所以，小时候我家从未缺过红薯吃。

前些年，勤劳善良的祖父以九十岁高龄辞世，无疾而终。听村里人讲，祖父的长寿与喜食红薯不无关系。

祖母的娘家就在东边附近乡村，常被家人惯称为东乡的，相距我家有十里左右。祖母的两个胞弟，我称为二舅爷、三舅爷，他们时常拉着架子车，带上几十斤红薯，隔些日子就交替往我家送。一般都是上午到，吃过午饭，姐弟唠会嗑再往家赶。二位舅爷长相相似，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身材消瘦。来送红薯时，他们头上经常系个粗布头巾，上身着对襟粗布黑褂子，扭扣为摆设，衣服常常对折，腰间扎个粗布袋子，典型朴实的北方农民装扮。

母亲的娘家也是市区南面不远乡下的。每逢过节或平时走动，舅舅只要在家，当我起身要辞别时，舅舅就会吩咐家人：“谁下红薯窖，拾些红薯让外甥带回去”。印象深刻的是，舅舅每次都会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强调喝过酒的人不能下红薯窖，因为红薯“闻”到酒味很快就会坏。舅舅在市里教育部门工作，在家的权威不容置疑，这当口总会有未饮酒者乐意为之。

如今，仍然健在即将跨入百岁门槛，成为世纪老人的舅舅幸福地在郊外老家安度晚年。

过往的岁月，红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作用不容小觑，扮演的是重要角色。人们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炸着吃，百吃不厌，终极目的，只是为了辅助主食充饥，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会深有感触。

现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多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非昔比，如今人们食用红薯只是作为饮食结构和口味的调节，以及养生之需要，真是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