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初涉仕途、踌躇满志的欧阳修赴任西京留守推官。

当时衙门东边有一块荒地，欧阳修欲把它改造成菜园，并植花果桐竹百余株。就是这么一件生活细微之事，欧阳修通过与两位园丁的对话，写出了《伐树记》这一千古名篇。

这篇文章，寓题篇中，出其不意，情深韵长，耐人寻味。首先借园丁之语，道出了臭椿树不可养而被伐，而杏树能开花结果，有欣赏价值，还有更大的经济价值得以幸存的观点。欧阳修觉得这两种树的去留与庄周言下的树木遭遇恰恰相反，开始质疑并驳斥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而认为“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邪”，最后又借客人之语解释了庄子之说与己所见情况的异同，确认了自己的认知：物类的“幸之与不幸”，取决于环境对他们的取舍和需要，并没有什么前定的结果。这种巧妙的叙事策略，不仅反映出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生动性和感染力。

据有关资料，中国的树木大约有8000多种，材质有软硬之分，用处有大小不同，价值有贵贱之别。《伐树记》中说，战国中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曾托物言志道：“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意思是说，无用之材可一直长到老，而有用之材一旦成材便被人砍伐。原因很简单：人们伐树的依据在于树木是否有利用价值。庄子的咏叹，流露出许多的无奈。他所着眼的，是生存中的诸多问题，而不是生存价值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也许自己就如那桂树、漆树，为了避免“伤夭”，他只能逃避，乐得去逍遥。

欧阳修原本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对于庄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欧阳修又不迷信权威，敢于带着质疑的态度去验证一件事情是否正确，正如《罗曼·罗兰回忆录》中所说：“最伟大的科学，永不满足于无知，怀疑的种子，它在强者心中比信心更有生殖力。”对于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说法，欧阳修认为庄子考虑问题有点片面，“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万物之所以有不同的境遇，它们的生死别离、悲欢离合，它们的幸与不幸，都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并强调这一切受到主观意志的制约。环境和主观意志适合其生就能生，不适合其生就不生，生或不生与有用或无用没有本质联系。这就跳出了庄子“以无用处无用”这一虚无遁世的思想圈子，否定了其“才者死不才者生”的消极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是值得肯定和效法的。人是有独立思想的个体，独立思考是人们自主、理性、清晰地认识世界的方式，是进步和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一个人如果善于独立思考，就会激发其创造性，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前进的动力，最终成功到达目的地。一个人如果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随波逐流，成为影子一样的存在。我们只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才能使自己在生命的长河中立于不败之地。权威人士都是在特别领域里有所建树的人，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权威要言听计从，因为他们不可能事事都能做到百分之百正确。如果盲目跟从，不仅丢掉了自我，更是放弃了追逐梦想、探索未知的乐趣和自我满足。

从古至今，生物与环境都是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环境能影响生物，生物适应环境的同时也不断地影响着环境。从《伐树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树与大地之间是一种环境，树与树之间也是一种环境，树与人之间同样是一种环境。他们的生存和死亡既与自身的价值有关，又与环境相连。人也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的性格、思维、行为方式以及命运都是由其生存的环境和主观态度决定的。人们不能让社会环境适应自己，而应该主动地去适应社会环境、改造社会环境。在环境发生变化时，要相应地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努力营造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建立人与环境之间新的平衡与协调关系，让生命之花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有益者生存发展，无益者遭淘汰。客观物质也罢，人生在世也罢，都应多多为环境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③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