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已是古稀之年，最近却像个小孩子似的，常常在梦中见到我的娘。

娘已离开五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勾起我童年的记忆。

我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县城工作，爷爷去世早，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娘的肩上。娘要操持家务，还要下地干活，却很少叫苦叫累。在我的记忆中，娘是我家名副其实的半边天、顶梁柱。

娘下地回来，常会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香玛榴”“黑扣”“香马泡”之类的野果子，有时还会在发髻上插一串蚂蚱，烧熟给我们解馋。

饿的时候，喊一声“娘，我饿了”，娘就会变戏法儿似的从锅灶的灰堆里扒出几个烧得灰不溜秋的红薯。天冷的时候，在我们起床前，娘会把棉衣棉裤放在被窝里暖着。夜晚，娘会把我们冰凉的双脚搂在怀中给我们取暖。生病时，娘不管酷暑严寒、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会不顾一切地背着我们去看病……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没吃的，娘为了保住我们的命，把她结婚时陪送的金银首饰卖掉，买些“救命粮”。最紧张的时候，她连柜子、箱子上的铜饰件都抠下来，拿到当铺当掉，给我们换回馍和面汤。我们吃够了煮红薯，娘就把红薯捣碎和成面团，给我们烙烙馍；用红薯熬糖稀，给我们做麻糖。吃红薯面馍，没菜，她给我们做辣椒糊、腌咸菜，自制豆腐乳、酱豆，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吃饱。瞅见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娘久经风霜的脸上就会多出几分笑容。

有一年，我和哥因吃太多“棉籽舂舂”蒸的窝头，消化不良，又上火，两眼红肿，还肚子疼、大便干结。娘喂我们吃了药后，到生产队求人要来两把芝麻，用布包着摔掉皮后熬汤，让我俩坐在板凳上，一汤匙一汤匙地喂我们喝下，我们的身体才逐渐好转。

有一次我得了疟疾，高烧四十摄氏度，三伏天穿着棉袄还冷得打哆嗦。娘喂我吃药后，怕苦着我，便朝我嘴里放点白糖。她守在我身旁，一会儿喂点水，一会儿摸摸我的脑袋，一会儿又换换敷在额头上的凉毛巾。直至我退烧，娘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

我父亲是老大，下边有四个妹妹，娘和父亲结婚时，最小的妹妹才三四岁。娘来到这个家后，地里的重活、累活、技术活全靠她一人去干。她生在旧社会，被迫裹了小脚，脚趾都垫在脚底下，可以说举步维艰，但还得使着牲口去犁地、耙地、播种，拿镰刀收割小麦、大豆、谷子，还会扬场、垛垛。邻居们都夸她是“农活好手”“百事通”。

别人农闲时都能歇歇，可娘更忙。村里的妇女会拿着布来，让我娘给她的孩子铰个板凳腿式棉裤，或者裁一件棉袄；路西的花娘会让我娘帮她绞绞脸；邻居大嫂让帮她铰个鞋样……每当这时，娘就会放下手里打箔或纳锅盖的活儿，一个一个地帮她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娘上过一个星期的扫盲班，学会了写她的名字，认识“人、口、手”几个字。如果她出生在现在，心灵手巧又能干的她，绝对会成为女中佼佼者。

虽说娘平日对我们管得严格，有时厉声厉色，有时还会用拳头说话，但那完全是被生活所逼、被困难所迫，在我们眼里，她永远是一个慈祥的母亲。

娘和父亲的结合，可以用“珠联璧合”来形容。父亲主外去工作，娘主内管着全家。父亲从小上学，后来当兵、工作，从没干过农活，他拿笔杆子，写作、讲话行，可要干农活，那真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二大娘说我父亲：“长得白白净净的，是个文人，天生不是种地的命，是个没踩过地边的人。”

每次父亲回家，娘都会变着法儿做好吃的。我从没见他俩吵过嘴、红过脸。父亲进了家，就和我们一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娘总认为父亲在外工作辛苦，到家之后就应该好好休息。所以，她对父亲特别尊敬和体贴。娘的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唯独没有她自己。

娘一生为我们付出，岁月的磨难和艰辛让她熬白了头，累弯了腰。年轻时将近一米七的个子，老了还不足一米六。这就是我的娘，一个普通的女性，一个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

娘在九十三岁时走完了她艰辛的一生，从此，我再也见不到她。娘，我真的好想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