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瑛

提起中原文化，人们总以博大精深厘定。从历时性而论，近代尤其宋代以前，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主干，群星闪耀；近代以后，随着欧风东渐，中原文化显得寥落、黯淡。在20世纪中西古今之变中，豫籍文化大家张伯驹，堪称一颗耀眼之星、一抹夺目之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可圈可点，更为中原文化标注了新的高度。

在文化史上，争得几行字，须一生所付支撑。翻开史册，关于张伯驹多为以下内容：“张伯驹（1898—1982），号丛碧，河南项城人。爱国民主人士，卓越的词人、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多件珍贵文物捐献国家。一生著有《张伯驹词集》《春游琐谈》《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显然，这些朴素简约的文字背后，连接着五彩斑斓的历史场景，折射着阴晴交替的社会嬗变。

现在我们谈起张伯驹，会对其守护国宝的传奇故事、凄美浪漫的情感，津津乐道，脱口而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要么不知道，知道忘不掉”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张伯驹仅为文物圈、书画圈所知，甚至以旧文人、遗老目之，常人鲜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文物收藏渐热，张伯驹进入大众视野，其一波三折的收藏故事不胫而走，主打“民国四公子”、名士之名的图书文章甚是吸睛，张伯驹由圈内人士走向大众，“身后的热闹”令人唏嘘。

在张伯驹由冷转温的过程中，张伯驹家乡项城所出之力不可不提。作为“一文（张伯驹）一武（袁世凯）”出生地的项城，对终生说河南话、常署“中州张伯驹”的张伯驹，视若瑰宝。项城县政协出力出资，收集资料，广泛调研，2008年印出《张伯驹先生追思集》，成为与中华书局刊行的《张伯驹词集》等相呼应的基本资料。前者是其师友、亲友的回忆，后者则是解读张伯驹其人其事的第一手文献。

在编撰《张伯驹先生追思集》时，时任项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张恩岭先生，以姻亲之便，参与其中，亲身实地感受张伯驹的万千气象。作为长期受历史研究训练的张恩岭先生在“走近”张伯驹时，深感此时坊间有关张伯驹的著作，传奇色彩过重，遂萌发撰写一部张伯驹传记的宏愿。在“走进”张伯驹之后，发现张伯驹似巍峨的大厦，打开每扇窗户，奔来眼底的都是多姿多彩的风景，将其白描，无需借助华丽的辞藻，都是可感可叹的故事。

《张伯驹传》成稿后，张恩岭在寻求出版时，由于经济效益不显屡屡受挫。知名出版人、学者林贤治先生慧眼识稿，在其力推下，2013年5月该书由花城出版社刊行，成为较早、较系统的张伯驹传记，以内容扎实、材料丰富而被读者认可。但张恩岭先生并未止步，特别在受聘于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期间，继续收集、研读有关张伯驹的资料。

2018年，是张伯驹诞辰120周年，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张伯驹由温至热。河南人民出版社作为张伯驹家乡的出版社，2015年提前谋划，约请张恩岭先生撰写《张伯驹传》《张伯驹词传》《张伯驹词说》，于2018年2月整体推出。之后又乘势而为，推出张恩岭先生撰写的《张伯驹十五讲》《张伯驹联语与诗钟集注》，与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等编写的《千秋丛碧》《文脉守望》，共同辑成“张伯驹研究丛书”，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展现张伯驹宏富的精神世界。

《张伯驹传》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展现张伯驹在词作、收藏鉴赏、京剧研究、书画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张伯驹词传》选择张伯驹不同时期的代表词作，用真挚细腻的笔触将张伯驹的一生娓娓道来，融张伯驹的人生际遇与经典词作于一体，再现张伯驹词化人生与人生词化的生命历程。《张伯驹词说》精选张伯驹代表词作200余首，采用简体字、横排本，对词作中的典故、本事、字词等予以注解，以流畅易懂而精练的语言，赏析其词艺之美。《张伯驹十五讲》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分类讲述张伯驹一生的文化成就和贡献，准确地刻画出张伯驹的命运、性格、精神世界。《张伯驹联语与诗钟集注》汇集张伯驹创作的联语及诗钟，并对其创作背景、用典、艺术特色等笺注，展现张伯驹“联语奇才”“诗钟圣手”的渊博学识和机智才华。这些作品以鲜活的细节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博大与生机，既表现在有册有典上，更表现在有前赴后继、无怨无悔的传承者、弘扬者上。

张恩岭先生以近20年的时间研究张伯驹，专心一事，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提出的张伯驹研究“三不原则”——不传奇化、不片面化、不模式化，较好地体现在《张伯驹传》等作品中，生动描摹张伯驹风雨兼程的人生之旅，客观评价其卓荦不凡的文化之功。“聆听”这些图书，能清晰感受到这些名句的回声：“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开窗放入大江来”“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一是写出文化大家如何炼成。这些作品既分析其面临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复杂环境，又寻证其与众不同的成功因素，作为文化脉动的兴奋点，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伏不定但延绵有力的文化魅力。二是凝练爱国者形象。张伯驹无铁马冰河式的爱国之举，而是以一己之力，守护国宝。他常说：“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不必计较。”史树青先生赞其为“民族英雄”。一副挽联中的“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堪称解人之语。《人民日报》刊文，以“百代高标，千秋丛碧”论析其地位，是张伯驹一生付出所得。三是凸显词家本色。张伯驹本质是词人，他本人也最为看重这个身份，但为其收藏鉴赏之名所遮蔽。作为词家，他被列为中国当代十大词人之一。从其作品流布而言，以出版门槛高著称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张伯驹词集》《张伯驹集》，不断印行。从其创作而言，时长达50多年，正如他自己所言：“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从其价值而论，以婉约、豪放兼备的词风，独步词林。周汝昌先生“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之语，广为传诵。在评价张伯驹多方面贡献时，是否将其词作列为首位，也成为判断业内之人的标准。四是阐析文物收藏特色。其收藏之富之精为人称善，但更为人称道的是其收藏姿态：在民族大义的高度，收藏《平复帖》《游春图》等，以“永存吾土”；化私为公，将其珍藏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吉林市博物馆等，成就“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之佳话。王符有语：“痛不著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面对视若性命的珍宝，有几人能做到呢？！纵而观之，张伯驹的价值与意义，跃然纸上。

荣誉是时代的女儿。张伯驹成为有热度的人物，研究者、出版者之功不可忽视，但更多的则是张伯驹自身所具有的绵绵之力，是恰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张伯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光大者，在立言上有皇皇之作，泽被来者；在立功上，护宝献宝，义薄云天；在立德上，成为以文报国的楷模，告诉我们面临义与利、公与私、新与旧、苦与乐时如何选择。设于他家乡项城的张伯驹纪念馆，游人凭吊；他的著作整理与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其家乡高校周口师范学院专门成立张伯驹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张伯驹研究平台；改革开放后，张伯驹编写的《清词选》（1982年）、《春游琐谈》（1984年），似“东风第一枝”，由家乡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近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不遗余力地赓续出版之缘。

张伯驹是河南的，更是中国的。张伯驹作为师者、标杆、镜子，泽惠着、激励着、警醒着我们，相伴而行，凯歌而进。

（作者系河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