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农村的文化生活非常匮乏，农民在晚上没事时，往往上街听说书，豫东人把听说书说成听小戏：说书人用鼓，就被称为打鼓书；说书人用二胡，就被称为坠子书。我常常加入听众的行列。

　　每当听到街上鼓响，我就连忙跑上街头，面对说书艺人，往地上一坐就是半夜，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没吃晚饭，忘记了睡觉。从懂事起一直到十二三岁，我的无数个夜晚就是在街上度过的。

　　说书艺人喜欢到我们村——商水县位集镇苏童村“玩场子”，因为我们村是个大村，他们光看村头的大麦秸垛就能揣测出这个村地多、粮多，说书的要粮食肯定会利索些。记得有一次，村里来了个女说书艺人，又白又胖，个子稍矮，她的小尖腔能成“老憨腔”，大队干部在树上挂了汽灯，听小戏的比现在看大戏的人还多。

　　在俺村说书说得时间最长、来得次数最多的是一个年轻说书艺人。他是７队队长苏志修的干儿子，每年来一两次，每一次要唱１２个晚上，俺村有１２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一场，总共１２场，他往往说唱《水浒传》。

　　大部分说书艺人说唱的是《红灯记》、《小红袄》、《五剑三侠十六义》、《包公案》等。

　　农村兴起有线广播后，社员放工就回家听刘兰芳播讲《杨家将》、《岳飞传》。我有一个同学就投师学说书，我当时很羡慕。他一有空闲，我就让他说书给我们同学听。他说唱得最熟的是《大红袍》、《小红袍》等。

　　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家有了收音机，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既有评书播讲，又有小说播放，还有名家戏曲选段甚至全场，群众的文化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听说书的人越来越少。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说书艺人基本“绝迹”了，听说那些说书艺人纷纷改行，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出去做买卖，各有各的挣钱门路。

　　我穿衣从来没讲过时髦，听说书却赶上了时髦，从小收音机到大收音机，从录音机到电视机、影碟机、ＭＰ３、ＭＰ４、电脑……电器的升级，让听说书变得越来越方便。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俺家的经济收入逐步增加，生活、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我听说书从过把瘾到过足瘾，当年眼巴巴地盼着说书艺人进村说书，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听说书的条件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