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慧是一位性别角色感很强的女作家，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她对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有过严肃的思考，并把思考结晶为《皂角树下的女人》等作品。《皂角树下的女人》写了“我太奶”、“我奶奶”、“我小姑”、“我”、“我侄女”，五代女性的命运，从五代女性的命运变迁中，来表现中国女性如何一步步从封建枷锁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路历程，以当代女性能够自由掌握自己的命运，凸显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小时候，“我太奶”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唉，女人是腊月的白菜——受罪疙瘩呦！”每当看到“我”在院子里疯跑，她总是说：“跑吧！都把小鸡鸡跑丢了，还在跑哩！”“我太奶”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我年轻俊美的太爷爷”娶亲时“脸铁得像老皂角树皮”，拉开了这场旧式婚姻不幸的序幕。爱情的缺失，婚后的寂寞，使“我太奶”对女性的身份以及由女性身份带来的诸多痛苦，有了清醒的直观的认识，方才有了对“我”的不无爱意的责备，但“我太奶”的话却“让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做女孩的不好，懂事后更加责怪自己，为什么要急慌慌从娘肚子里跑出，不多带一个‘茶壶嘴嘴儿’出来呢？”从此以后，“我太奶”的话就融入了我的血脉，并成为“我”思考女性自身的启蒙话语，促使“我”坚持不懈地去关注与思考女性的命运。女性的觉醒和解放，是时代进步的重要表征。“我侄女”恋爱的自由以及恋爱中“甜蜜的自信”，不仅让老母亲感到惊喜，也让广大读者为时代的进步，为女性的自由解放而感到由衷的欣喜。在“我侄女”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给人们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的转变。散文创作的媚俗倾向也日益严重，一些散文作家以解构理想和追求，消解诗意与崇高为宗旨，导致了大量散文作品“精神的板滞与文学理想的缺席”。但阿慧不为流俗所动，决不随波逐流，一直坚守文学的理想。她说：“散文最能体现作家的真性情，可以让人的灵魂纯净，行为不端的人、邪恶的人，写不好真散文。”《皂角树下的女人》体现出的作者的严肃思考，以及文本中流淌充溢着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品格，无疑会给读者以振奋与激励，并能让人的灵魂纯净。

　　散文是作家灵魂的裸显和人格的直呈，其生命力就在于真实。王安忆说：“真实所感和真实所想的质量，便直接决定了散文本身的质量。”阿慧的散文屡获大奖，被读者和批评家看重、看好，主要取决于其“散文本身的质量”。《十一个孩娃一个妈》写母亲的平凡而伟大，是阿慧献给女性和母性的赞歌，也是作者对母爱力量的颂扬。在“我”的叔叔和伯伯先后遭遇不幸、死于工伤之后，已有4个孩子的“我”的母亲，毅然把叔叔的3个孩子和伯伯的4个孩子，接到了自己家中，这样“我”的母亲就成了“十一个孩娃的妈”。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生活的艰辛、负担的沉重，可想而知。为了支撑这个家，为了“十一个孩娃”能茁壮成长，本是“出生在大上海的大家闺秀”的母亲含辛茹苦，惨淡经营着这个家，“校园里起得最早的就是妈妈，她要做熟连奶奶一共十四口人的饭食。烧不起煤火，她就在棚子里垒了一口大锅。一大早燃起灶火，满满的一锅凉水要烧成可口的饭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何况一年四季、一日三餐一顿也不能间断啊！”朴实的叙述中，浸透了作者深深的感动和对母亲的感恩。《十一个孩娃一个妈》正是因为书写了作者真实的所感所想，从而成为一篇高质量的亲情美文，赢得了读者和批评家的交口赞誉，不仅入选了《2009中国散文年选》，还获得了“漂母杯”全国首届母爱主题散文征文二等奖。

　　阿慧的不少作品类似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属于回忆性散文，是对生命中最难忘的人事、最深刻的记忆的还原，而且在叙述上喜欢采用童年视角和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如《戴着草帽的炊烟》中的“我”，是“瘦弱得狼见了都不忍吃掉的七岁小丫头”；《微笑的驴》中的“我”，是“一个豁牙小丫头”；《树上的童年》中的“我”，是“一个八岁的小丫头”；《雪地胎羊》中的“我”，是“翘着两条牛角辫的”10岁女孩；《麻短麻长》中的“我”，则是梳两条像“绿色的蛇在我的背后活跃”的麻花辫的“小妖女”，喜欢“在无人的偏远麻地，蛇一样的妖冶着”。孙犁说：“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运用第一人称和童年视角的叙事策略，是故乡的印象、幼年的感受等，阿慧生命中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对其散文艺术形式的影响，也是她毫不犹豫、必然选择的内因。这种写法，使阿慧的散文既有原生态的真实感，又氤氲着浓浓的温情，十分感人。

　　阿慧的散文在叙述上，还吸收了很多小说创作的技法，比如人物刻画、细节描写等等，增强了其散文的艺术性。小说作为叙事类文学最重要的形式，注重并擅长塑造人物形象，阿慧借鉴、吸收了不少小说刻画人物的技巧，尤其是肖像描写。由于阿慧在散文中娴熟地运用了出色的肖像描写，故其笔下人物常常栩栩如生，能十分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人读过之后，久久难忘。比如阿慧对她所热爱与尊敬的妈妈的描写：“年轻的妈妈立在土坡上，高高挑挑如一株修竹，两条油亮的长辫子在风中颤抖，天边的红霞在她饱满的脸上闪着红艳”（《十一个孩娃一个妈》）；“以前胖乎乎雪人般的小丫头，出落成一株临风的修竹了。细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两条长辫子，一对蝴蝶结，纯美的目光，纯真的微笑，使我爸的世界瞬间花一般美好”（《我爸我妈的美丽爱情》）。

　　刘庆邦说：“世界的存在，主要是以细节的形式存在，抹去了细节，世界就会变成空洞无物”，“好的小说主要是由细节组成的，我们写小说，功夫也在于写细节”。细节决定小说的成败，受此启发，阿慧的散文善于营构生动的细节，借助于细节的力量，阿慧的散文具有了鲜明的画面感。比如“刚打扫完灶房里的‘战场’，院子里的‘战火’又接连燃起。小四妹把小大大家的二小子给咬了，肇事者在逃逸时，又把正在拉屎的小三儿撞翻了。妈妈惊慌地跑出来，见老二张大嘴巴仰着脸傻哭，高举着那根受伤的指头。小三儿一屁股蹲坐在新鲜的巴巴上，哭声同臭气一起弥漫，四妹幸灾乐祸的小脸儿在土墙豁口处时隐时现”。在一个拥有“十一个孩娃”的家庭里，孩子们之间的争吵、打斗是不可避免的，上述细节描写，有声有色、动感十足，充满了童趣及对往事的珍视与温馨的留恋，还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读来令人心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