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又见到了母亲。不知道最初是怎么见到她的，好像先是让我到一个地方接她，其实她既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写信。我接她的地方，不像是车站，更不会是机场，只是在一个拐角处，我坐在铁制护栏上，目不转睛地往出口看。出口处有亮光，人不多，与春运时人声鼎沸的火车站迥异。接到后，母亲仍一如既往地讲她一路上的经历，如何勇敢，如何能干，又是如何幸运，总能得到好心人的帮助，以致有人夸“这老太太可真不简单”！欣喜、自得乃至自豪挂在脸上。大约过了些日子，我说，今天有空儿，我带你到保定转转吧？保定有大哥一家，还有村里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做买卖。她说，不去了，我该回去了。很平静，也很安详。至于何时回去，要回到哪儿，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好像彼此心照不宣。我感到奇怪，平时那么爱热闹、喜人多的母亲，怎么会变得如此“清心寡欲”了呢？其中必有缘故，细一琢磨，我才恍然大悟。咳！母亲不是已经去世11年了吗？原来，这一切都是在梦里！
因从小受“无神论”教育，我并不迷信，但梦中的经历却又一次使我不得不相信，血浓于水，母子情深，亲人之间哪怕阴阳两隔，也总是会有心灵感应的，而且这种感应并不随岁月流逝而逐渐减弱或淡化。在我们老家，逢年过年，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供奉祖先亡灵，祭拜死去的亲人，寄托生者的哀思。不仅在家里堂屋正中祭拜，还要带上祭品，到坟墓去，叫做“烧纸”。小时候还常听老人们有“托梦”一说，大意是说，死去的亲人想见你了，就会在梦里出现。我想，这大概又是母亲在给我“托梦”吧？就跟那次回家时的经历相似。
母亲去世后，有一次我回老家看望父亲。本来是朋友派司机送我回去的，结果那天大雨，道路泥泞，小轿车根本无法直接开到村，而柏油马路离村还有两三公里。只好临时打电话叫四弟开着他的“小四轮”来接我。我们走到村东雷马沟河边，母亲的坟墓就在路北几十米处。这时，“小四轮”突然熄火了，怎么也打不着火。突然间，我意识到，那哪儿是“小四轮”出毛病，分明是母亲在召唤我啊！顿时，我汪然出涕，一边掏钱让人快去给我买纸钱，一边嚎啕着冲向母亲的坟墓，引来一大群孩子莫名惊诧地跟着我看。那是我记忆中最痛彻心扉的一次，也是最畅快的一次，甚至在父母的葬礼上也没有那样哭过。
小时候，老家的人们相信迷信那一套，生病不是去医院，而是“抓魂儿”，即请神灵帮忙把病魔去掉。有一次我闹了点什么病，大约是感冒之类，母亲就要拉着我去“抓魂儿”。作为小学生的我，认为是“四旧”“封资修”那一套，坚决不从，母亲就追着我打，到最后也没有抓成。这事儿过了很久，还有同村的同学在期末总结时把这作为我不信迷信的证据呢！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虽然迷信，但她勤劳、节俭、质朴、善良，相夫教子，虽不能识文断字，但聪慧明理，尽管不少人都写过《我的母亲》之类的文章，但以我的感受，如果说中国劳动妇女所有的美德集于母亲一身，一点儿也不过分。在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于最高领袖倡导“人多力量大，热气高，干劲足”，“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财富”，在农村，人们普遍信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五世其昌”之类的词句也常见于过年时贴的春联中。所以在我们那一带，很少有只生一两个孩子的。后来读到北大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传记，就想如果上世纪50年代真按马寅初说的，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话，很可能也就没有我这个“老三”了。当时农村实行大集体，自留地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社员挣工分，年终按劳分配，经济普遍萧条，家家几乎勉强度日。父母一生养育了我们六弟兄和一个妹妹，其艰辛、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她和父亲硬是靠自己的勤劳节俭、质朴善良把我们抚养成人，而且文有博士，武有军官，在家有致富能手，为十里八村的人们所羡慕。
母亲又是一个乐观、开朗而且幽默的人，喜欢与人交往，不管走到哪里，不久就能同周围的人混个脸儿熟。虽然是农家妇女，但在老家，母亲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任何场合拿得起，放得下，不怯不惧、不卑不亢。其实，母亲几次“见识大世面”，除第一次到北京看大哥外，其余几次都与我女儿有关。1988年春，那时我还在西南某山城读研究生，女儿即将出世，为了照顾妻子，四弟先送母亲到学校，我又接力送她到妻所在的城市。虽然作用相当于现在流行的所谓“月嫂”，当然对我们，尤其是对女儿的意义大矣哉，断非“月嫂”所能取代。因为那次是母亲首次去西南，而且是为孙女儿而去，她显得异常兴奋，处处感到新鲜。在医院陪护妻子的那些天，每天她都要用正宗的家乡话、不知多少次地重复“俺是32号”，以致医生和护士都爱跟她开玩笑，颇有点儿像刘姥姥进大观园。1989年春节过后，我们在青藏高原的一所高校工作，女儿未满周岁，母亲自告奋勇，要来带孙女。当时正值春运，五弟原本打算只送她到郑州通往学校所在地的火车上，无奈郑州是京广线与陇海线交会处，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加之正是寒冬腊月，穿着棉袄棉裤，浑身臃肿，往往是五弟挤上了车，母亲却还在车下。就这样，一连三天都没能上去火车。五弟毕竟精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一次，他和母亲约定，让母亲在车窗外等着，他一个人抢先到车上，跟同车厢的人打了招呼，打开车窗，硬是把母亲从车窗拉了上去。等把母亲安置停当，再要下车已来不及了，只好陪她一路到了学校。
那一次母亲与我们一起生活了四五个月，其间发生了许多趣事，令人难忘。有一次，隔壁一对山西硕士小夫妻用煤油炉做饭时，不慎引燃了衣服，几个年轻人一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母亲见状，二话不说，回屋拿了把剪刀，果断地把衣服剪开，避免了烧伤。还有一次，妻带她去学校澡堂洗澡，她在农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赤诚相见”的阵势，感到很不好意思，硬是不肯脱光，坚持穿着内裤洗了个澡，而且发誓再也不去那种地方洗澡了，令校内许多大姑娘小媳妇传为笑谈。还有一次青海闹地震，我们住的东七楼摇晃得厉害，当时我不在家，母亲果敢地抱起女儿就往楼下跑。母亲离开那天，也是一个敏感的日子，因为我送她去火车站回来，才知道我所在学校的师生们正在上街游行。后来母亲悄悄告诉我，她这次来，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小九九”的，就是想等和女儿混熟了，她就带回老家，好让我们再生一个。我们当然不同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看到我们对女儿的喜爱和珍惜，除了多次以嘲笑的语气模仿我下班时高高举起女儿逗乐的情景，她便再也不提这事儿了。
母亲到北京先后来过三次，第一次来北京时我还小，当时大哥随所在部队驻军在南口，她来探亲。我听她描述过大哥带她登长城的感受：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爬上长城了，我一看，跟咱家的猪圈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在北京安家后，母亲又来过两次，一次在1995年前后，我们住在南二环附近；另一次大约在1999年前后，已搬到北太平庄附近了。记得好像也是一个春节过后不久，一天，我们刚吃完午饭，村里几个出来打工的年轻人陪着她直接给送到家里。问她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接她，她竟自豪地说：恁妈到哪儿都有办法！因为那时女儿已经上学，她除了帮我们做些家务，就是到处转悠，于是就跟附近很多人都熟络起来了。看我们每天晚饭后还要工作到深夜，她竟不无得意地说，白看俺是农民，可比你们这些博士舒服，往床上一躺就能睡着。有一次，我带她去割白内障，大夫一看她的眼，说是一句：“这老婆儿是单眼皮儿。”母亲不高兴了：“白看俺是单眼皮儿，俺的儿子可比你的多多了！”言下之意，子女是她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她最感骄傲的，单眼皮儿虽说不如双眼皮儿好看，但远没有她的成就更让她感到自豪。我想那大夫一定会听得一头雾水，感到莫名其妙吧？
母亲死得可谓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这倒不是说她的死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不像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顶炸药包那般壮烈，而是她死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就是11年前的9月11日。那时在中原农村，资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看新闻。我在老家忙着母亲的丧事，既顾不上看电视，也没有听广播、看报纸，正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妻悄悄告诉我，刚才女儿打电话，说是有人劫持了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后被证实为本·拉登基地组织所为，近3000人在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也没有去联想会有什么政治意义及国际影响，竟还半开玩笑地说，奶奶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也会挑时候，竟有那么多人和她在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即使古代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排场啊！
早想为已逝去的父母写点儿什么，但几次下笔，却一直没有机缘写成。昨天早晨北京下起了小雪，五弟来家小聚，又有朋友冒雪来访，自然拿出好酒，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际，不知怎么，五弟又谈起了母亲，尤其说他护送母亲到青海的那次经历。虽物是人非，阴阳两隔，种种情景，仍历历在目，如同昨日。人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生如梦，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亲！
（作者简介：顾之川，河南省商水县汤庄乡娄冲村顾庄人，现为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