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汝芳

　　——1942年暂编五十六师第三团官兵淮阳朱集抗战殉国追记

　　69年前的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胜利，甲午战争以来淤积在中华民族心头的国殇终得洗雪，举国为之欢腾，这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历史在走远，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对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究竟还记得多少？既如我，几年前脑海里关于抗日战争的知识还仅限于小时候读过的课本与故事书，觉得抗日战争是天边的事，与我们这里没有多大关系。再如项城民间长期流传的说法：或说日本人没到过项城；或说看到过几个日本人骑着马，在沙河堤上望望就走了；或说因为项城是袁世凯的老家，日本人才没有来；更有甚者说日本人与田镇南（项城籍抗日名将）签有协议，不打项城。无知之识已把真实的历史掩盖了。

　　挖掘记忆碎片，还原真实历史已经刻不容缓。其实，当年无论是淮阳、项城、沈丘还是周家口，整个豫东大地，在那举国遭受日寇铁蹄蹂躏的年代，不仅没有置身事外，反而正处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之中。在这块土地上有过与日寇的激烈厮杀与鏖战，也有过腥风血雨，更有过悲惨与悲壮，那种充满血与火的抗战，的的确确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对家乡抗战历史的这种新认识，是在一位老人的启示下通过查找大量资料后获得的。

　　这位老人叫刘泽琨，四川省双流县人。2007年4月，老人89岁高龄，在其儿子的陪同下，千里迢迢来到项城。老人来项城的唯一目的是重寻当年的抗日战场，祭奠曾经一同并肩与日寇作战为国捐躯的战友。老人要找寻的是陆军暂编五十六师第三团阵亡将士埋骨的地方。老人回忆说，他于1938年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1940年元旦毕业，分到豫皖边区抗日前线骑兵第二军步兵旅二团八连任少尉二排长。1941年初，步兵旅在界首郊区张大桥阻击日军，激战竟日，日军死伤二百余人，我方伤亡亦重。战斗中，老人所在的八连连长及一、三排长等39人阵亡，伤50余人。战斗结束后，老人升为中尉一排长。1941年7月，部队调整编制，骑二军扩编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由原骑二军军长何柱国担任，总司令部设在沈丘（今沈丘县老城），老人所在的原骑二军步兵旅编入暂编五十六师，老人升任该师二团八连连长，师部驻扎水寨。部队按一、二、三团次序从南到北部署到朱集一线。到了1942年2月8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这天，驻守在淮阳的日伪骑兵、炮兵八千余人，从我二、三团接合部突破。老人所在营七连首当其冲，伤亡30余人，老人带领的八连5亡8伤。随后，日伪军主攻我三团，分兵打我二团增援，逐步将我三团包围压缩在朱集。最后，三团全团官兵慷慨就义，团长徐春芳阵亡在战壕内，右手还握着机枪弹夹，两眼圆瞪，心尤不甘。战报赞扬他“忠魂相伴态如生，千秋英名永不灭。”老人继续回忆到：战斗结束后，三团阵亡将士尸体和我营七、八连烈士，用太平车运到师部所在地水寨沙河边集中安葬，立下“暂编五十六师第三团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举行了追悼大会。老人说，1943年，暂编五十六师奉调入川，为远征军第二梯队，从此老人便离开了战斗过四个春秋的豫东战场。64个年头过去了，老人终于又来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来到了安葬着战友们的地方。在水寨顺河街沙河南岸靠近大堤的地方，墓址找到了，怎奈世事沧桑，碑无存，墓无影，墓址之上盖满了杂乱无序的民房。身临其境，让人不胜唏嘘，深感当下的我们对历史忘却得太快了。尽管如此，老人站在埋葬战友的地方，仍是肃穆凛然，虔诚地向着墓址举手行礼，下跪致哀，伴着老人的是满面泪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情此景，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这块墓址，我并不陌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舅舅家在这几十米之外住，我去舅舅家经常路过这里，当时是一片三角形空地，上边什么建筑也没有，靠东边是县木材公司的院墙。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这块不起眼的土地下面，竟然埋葬着这么多抗日先烈。那时，流行的歌曲就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谁能想到，那些真正把大刀砍向鬼子们头上的先烈们就在脚下，无人问津。1993年，项城胡瑞章先生写了一文，回忆这座墓碑。他说：“我家住在离墓碑不远的胡营村，每天都要经过墓碑几趟，每次心里都是沉甸甸的，充满着崇敬、赞叹之情。如今墓碑无存，而长眠在墓底的英灵永在。”文章回忆道：“当时我们在水寨沙河堤上就能听到隆隆炮声。在清理朱集战场时，寨里寨外遍布战士的尸体，约有四百多具，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面目全非，血肉模糊，叫人目不忍睹。当时动用四轮牛车往水寨搬运尸体，一辆辆牛车摆开，宛如长蛇阵。每辆车上都狼藉着烈士的血躯，当时的水寨人看到这种惨状，莫不诅咒日军的罪行，流下了愤慨的眼泪。腊月二十六，一座高大的墓碑在水寨东门外三岔路中间（今木材公司西）落成。墓是半圆形的，墓穴挖掘20米见方，穴中层层排列着将士的遗体（团长别葬一处），半圆形的土墓外层又砌了一层青砖，墓顶竖起一座高二米多的三棱碑，碑面朝南，上镌：‘陆军暂编五十六师第三团阵亡将士墓’，左右两边是‘永垂不朽’和‘英风长存’。坚碑之日，五十六师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这是项城亲见其事者留下的一份不可多得而又可信的文字资料。

　　刘泽琨老人不远千里来项城悼念抗日先烈的举动，引起了反响，人们认为，在朱集之战中，勇士们英勇杀敌，为国捐躯，可歌可泣，事迹感人，对今人和后人都有教育意义，很有必要把资料搜集翔实，并恢复墓碑，以志不忘先烈，铭记历史。当时，项城市委主要领导和市政府分管领导都对此事作过批示，并派民政部门和文史研究人员多次赴北京、南京有关单位调访，搜集资料。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找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使当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场激烈战事的原貌越来越清晰。

　　综合多种资料，这场战事的背景如下：1938年6月9日，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渡过黄河南攻，在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企图以泛滥河水阻滞敌锋，结果非但未能阻敌前进，反使豫东平原尽成泽国，数百万居民不是葬身水患，就是流离失所，乞食他乡，扶沟、太康、淮阳等县遂成“黄泛区”。这年8月20日，淮阳县政府迫于日军进逼，弃城逃迁水寨。9月初，日军占领淮阳县城。此时，新四军彭雪枫部来到淮阳、亳县一带，与日军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彭雪枫防区东起安徽宿县、江苏铜山，西经河南永城、拓城、鹿邑、太康、扶沟直抵许昌。随后国军骑二军在军长何柱国率领下自晋陕交界处的神木，调防来到豫东皖北阻止日军南侵。该军军部驻扎沈丘（今沈丘老城）和临泉一带，防区东起安徽怀远、正阳关，西经蒙城、阜阳、涡阳、临泉、界首、沈丘、项城、周家口、漯河等地。刘泽琨老人就是在何柱国部队到达这里时加入该军步兵旅的。由此可见，在正面战场上，当时以沙颍河为界，已形成一条绵延数百里的与日军针锋对峙的局面。资料证明，此时何柱国部骑二军与彭雪枫部新四军游击支队，配合融洽，互相支援，密切合作，挫败日军多次进攻，牵制了日本侵华兵力，引起日酋之忌，日军遂决意拔掉骑二军阜阳、界首据点，以便吞并我豫皖边区。双方曾在阜阳、界首、蒙城、涡阳、项城、沈丘激烈交战。战斗首先在朱集打响，随后蔓延到沙河沿岸，战线很长，敌我双方投入二十多万兵力，战斗十分激烈。时在涡河北岸的彭雪枫游击队深入敌后，在陇海、津浦两线，破坏铁路、截断敌人补给、牵制敌人后援。这次战役终在国共两军密切配合下，挫败了日军企图消灭豫皖抗日边区的企图。1941年7月间，为了抵御日军的疯狂南进和大规模“扫荡”，上级命令何柱国将骑二军扩编为第十五集团军，由何柱国任总司令，原骑二军步兵旅编入暂编第五十六师，徐春芳由骑三师十八团团长调任该师三团团长。1941年初和1942年初，改编后的何柱国部队与日军进行了两次较大的反“扫荡”作战。一次发生在1941年1月底，日军一路由归德（今商丘）南下，在鹿邑、亳县集结，直趋界首，“扫荡”我“黄泛区”；一路由信阳、确山进发，直奔项城、周家口，企图与自亳县南下之敌汇师，挟击我方部队。在与敌数日周旋后，由汝南来犯之敌被截堵回去，自北来犯之敌大部被何柱国部九十二军牵制住，只有自亳县南下日寇先头部队千余人，装甲车四十余辆，于1月29日直趋界首以北的张大桥，被何柱国部步兵旅迎头痛击。这次战斗，便是前面刘泽琨老人讲的他参加的那次张大桥阻击战。另一次反“扫荡”作战，便是发生于1942年2月8日的朱集之战。关于朱集之战，除当地人口语相传的记忆之外，见之于记载的书籍有淮阳县朱集乡王楼村的《王楼村志》，该村是此次作战开始之时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有《何柱国将军生平》，该书为何柱国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书名由张学良题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三是由徐向前元帅题写书名的《中国抗日阵亡将士传》，该书共收录国共双方抗日英雄526人的传记资料，徐春芳团长为其中之一。《王楼村志》记述了当年那场激烈战斗的经过和徐春芳团长的英勇事迹。何柱国的回忆如下：“日寇第二次对我‘扫荡’，是在1942年2月，淮阳伪军两千余人，以橡皮船数十只分两路出淮阳西、南两门，扬言向我周家口和水寨‘扫荡’，实际是接运粮商贩，补给军粮的。这一带是我五十六师第三团防线。我第三团团长徐春芳发现敌情后，一面命令部队严防敌人过河袭击，一面自率部队过河截击敌军。在朱集附近追及敌军尾部、经过激烈战斗，敌因带有粮贩，且战且走，迅速向淮阳逃去。在这次战斗中，徐春芳团长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了。”《中国抗日阵亡将士传》一书，关于徐春芳的传文是：“徐春芳（？—1942），国民党第一战区暂编五十六师三团上校团长。1942年2月，日军调动步骑军二千余人，攻陷河南鲁台后，向淮阳朱集进攻。当时，徐春芳率三团官兵二百人镇守朱集，他指挥官兵英勇抗击，打退敌人五次冲锋，使敌军死伤狼藉。日军恼羞成怒，施放大量毒气，使守军官兵大部中毒，即由东南两个城门攻入朱集。徐春芳身先士卒，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肉搏拼杀。在混战中，徐春芳不幸被敌弹击中，壮烈牺牲。”

　　从上述资料看，朱集之战的时间和地点是清楚的，战斗之激烈和徐春芳团长率部不怕牺牲，英勇作战，最后壮烈殉国的事迹也是清楚的，但多种回忆资料记述不同的尚有两点，一是日军参战兵力，二是五十六师三团殉难人数。对此，不论《中国抗日阵亡将士传》所记，还是何柱国回忆所记，都与刘泽琨老人所言不符。为此我们又电话询问了刘泽琨老人。老人说：日伪军出动步骑兵二千余人，是不对的，二千多人怎能将全团一千七百余人吃掉？况我一、二团也进行了增援。徐春芳所在阵地有士兵二百余是可能的，但不是全团人数，全团确为一千七百多人。至于日军参战人数，项城籍人士袁启运当年曾任何柱国随从副官，他写有《回忆在何柱国身边》一文，可旁证。其中写到“朱集战况吃紧时，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急令第五师驰援，该师先上去一个重机枪连接应，结果退下来不过10人，连长王大友当场阵亡。后又令骑二军徐良部固守项城、沈丘一线。”由此也可见朱集之战规模之大，日伪军如仅出动二千余人，既要包围三团，又要阻击五十六师二团、一团及徐良部增援是不可能的。刘泽琨老人参加了当时的战斗和阵亡烈士的追悼会，又是连级指挥员、战斗员，身临其境，他说的日伪军出动八千余人和殉国将士千余人的数字，应更接近事实。不是刻骨铭心，一位老人怎会在战事过去六十多年后，甘冒高龄风险千里来项城，只为给亡去的战友们致上一个军礼呢？

　　就在我们多方搜集暂编五十六师第三团抗战将士壮烈殉国资料之时，三团团长徐春芳烈士的后人多年来也在为此奔走，去年，居住大连的徐春芳团长的孙子徐畅与我取得联系。今年3月21日，徐畅专程来到周口、淮阳、项城，去了他爷爷当年战斗殉国的王楼、朱集，凭吊了埋葬三团官兵的地方，又到川汇区关帝庙附近寻访了他爷爷的安息之地。此后我与徐畅多次交流，他提供的情况不仅使我们更加丰富了对朱集之战的了解，也使我们对徐春芳团长及三团官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他爷爷徐春芳原籍辽宁铁岭，1906年出生，1921年参军，在何柱国骑二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曾入东北讲武堂11期步兵科学习，属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何柱国部，东北易帜后随张学良调防西北，经历过西安事变。徐畅说，爷爷曾任何柱国骑二军三师十八团团长，参加过太原会战中的晋北战役和忻口战役，此后又参加过豫南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徐畅说，何柱国调防豫皖边区，爷爷也随部来到豫东镇守朱集，驻防项城、周家口，当时黄河泛滥，人民流离失所，听奶奶说爷爷曾在朱集设七盘大磨磨面，对周边过往百姓一日三餐放粮赈灾，周围百姓藉此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百姓为此捐做了万人签名的谢恩旗和万民匾。徐畅说，爷爷牺牲后，朱集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将其尸体藏入柴垛，避免被日军割头请赏，日军退走后，爷爷及阵亡官兵共374具尸体（此人数是徐畅听他姑姑说的），装了几十辆太平车运到水寨东门外袁老五捐献的两亩旱田合葬，上书“陆军暂编五十六师第三团阵亡将士墓”，左右两侧是“永垂不朽”和“英风长存”，碑上还记述了朱集战役经过及阵亡将士名单。徐畅说，五十六师还在此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当地百姓一连七天为爷爷及阵亡官兵进行祭奠。徐畅还说，三团官兵墓旁葬有爷爷的衣冠冢，爷爷的尸体和坐骑则葬在今川汇区关帝庙南、铁牛东的沙河北岸边。朱集之战结束后，著名作家臧克家作为战地记者及时进行了报道。文章题头为：“徐春芳团长壮烈为国捐躯沙河岸畔，丹心常照万古千秋凭吊忠魂，”赞扬徐春芳“忠魂相伴态如生，千秋芳名永不灭。”徐畅伤感地说，爷爷去世时36岁，奶奶吕福芳带着6个孩子（长女徐作琴18岁，长子徐作英16岁，次子徐作华9岁，次女徐作书7岁，三女徐作滨5岁，三子徐作成6个月）在周家口胡家集13号居住到1947年，因家遭歹徒抢劫，颠沛流离，最终回到东北老家务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文革时期，一家人遭了很多罪，徐畅回忆道，改革开放之后，奶奶多次向上级反映，并找到已经落实政策，从杭州移居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之职的何柱国。何柱国将军抗战胜利后，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拟派其去接管东北，却在出席一场特设的宴会时饮了一杯酒，竟至双目失明。何柱国追随张学良，无论是西安事变时期，晋北抗战与贺龙元帅合作时期，还是豫皖抗战与彭雪枫合作时期，都与共产党保持着融洽的合作关系，失明后定居杭州，1949年没有去台湾，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春平反，1979年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由杭州移居北京，参与协商国家大计。何柱国为老部下出具了英勇牺牲的证明材料，国家民政部门批准徐春芳为烈士，并为家属落实了抚恤金。吕福芳老人走过83个春秋，于1988年去世。徐畅最后道，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庭有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的，有在新疆伊犁兵团的，有在大连的，我们一家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都没有辜负爷爷的在天之灵。

　　徐春芳之孙徐畅的回忆，为72年前发生在淮阳朱集的那场战事提供了感人肺腑的生动事迹，也使我们对徐春芳团长及其率领的全团将士大敌当前，不怕牺牲，敢打敢拼的精神更加感佩。

　　当我怀着激动和崇敬的心情，把暂编五十六师第三团官兵英勇抗战的事迹疏理完毕，写成上述文字之时，心中不免升起一种忧伤。想想埋葬在项城土地上的那一个团官兵层层叠叠的尸体，数百具也好，一千多具也罢，至今墓碑无存，连个标记都没有，团长徐春芳葬在川汇区沙河岸边的坟墓毁弃无着，直觉汗颜，要知道埋在地下的这一坑烈士，大都是东北子弟，他们转战沙场，最后与日军相拼，战死在中原大地上，他们是抗战时期我们这里真正的“守护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纪念的英灵啊！上述界首张大桥阻击战，当时我方牺牲39名官兵，安葬在界首北郊公墓，曾竖碑志其功德，纪念碑文革当中也曾被毁。1994年，当地政府新建“七七抗战广场”，广场上重建一高大纪念碑，并请张爱萍将军题写碑文，纪念其事。时代前进了，我们项城、淮阳、川汇区也理应在那场战事的旧址朱集，在埋葬英灵的原址项城沙河岸畔和川汇区关帝庙前铁牛近处，建立追悼先烈的纪念设施。我们有责任让英烈瞑目，更有责任让历史昭告后人。

　　3月21日下午，徐春芳团长之孙徐畅（左三）从大连来到淮阳县朱集乡王楼村，凭吊当年他爷爷与日军作战和牺牲的战场旧址。

　　本文参考书籍及资料：

　　1.《何柱国将军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

　　2.《中国抗日阵亡将士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3.刘泽琨手书《简历》；

　　4.《王楼村志》；

　　5.《项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第5辑、6辑；

　　6.《淮阳县志》。

　　特邀编辑  李辽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