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岭

　　“民以食为天”。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红薯就是豫东一带农民的“天”。 

　　那个时候，小麦、豆类因农业技术落后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原因，产量很低，每年除了交公粮，一个生产队就所剩无几了。而红薯产量较高，于是，“一年红薯半年粮”，红薯就成了一日三餐的“主食”（甚至在三年饥饿时期，红薯也是不能随便吃饱的）。“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就是当时流行的儿歌。但是，红薯又不能常吃，吃得多了有人肚子发胀，有人“沥心”，怎么办？人们便在吃红薯的方法上动起了脑筋，变着花样吃，结果，就创造了吃红薯的“艺术”。

　　吃红薯的“艺术”大致有三种：简单吃法、复杂吃法、变相吃法。 

　　简单吃法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吃法。“清早蒸、上午拉、晚上喝的红薯茶”即属此法。清早蒸，无须多说，“晚上”也很简单，就是把红薯剁成块，放在锅里煮，连汤带薯灌进肚子了事。上午则繁琐一点，先把红薯用“拉子”（在一块白铁皮上冲上密密的眼子，用反面的毛茬搓拉）搓拉成豆粒大小的糁子，或掺点红薯叶子等野菜，捏成窝窝头，蒸熟了蘸着辣椒汁吃，还真的“津津有味”，改变了红薯的原始味道。 

　　复杂吃法就费工得多，也不常吃。这种吃法是把蒸熟的红薯放凉，剥皮，放在碓窑里，像捣米一样地捣，直至捣成细腻的“面团”，没有了红薯那土气的外形。这种红薯“面团”可在鏊子上烙成饼子，或拍成糖糕样，挤成丸子，用油一炸，可就是精美的“点心”了。 

　　变相吃法更高级一些，其实也只是叫红薯发生些“物理变化”而已。一种吃法是把红薯切晒成片，用水煮得稀烂，叫做“红薯片茶”，也可熬成“红薯片稀饭”，或者把薯干粉碎成玉米粒大小的糁子，再熬稀饭，香甜粘稠，味道鲜美。再就是把薯干磨成面，蒸成馍。这种馍刚熟时又软又粘，粘牙烫牙，稍凉时则又黑又硬，啃咬不动，也不好吃，确如“火柴盒”一般。“公社的馍，‘洋火盒’大人俩，小孩一（音弱）”，唱的就是这种馍。此外，就是提取红薯的淀粉，下成粉条，做成粉皮、凉粉，就成了招待客人或逢年过节才能享受的上等菜肴了。 

　　但是，不管怎样“艺术”地吃，红薯终究成了人人讨厌又人人离不了的“贱货”。只有人们吃它的艺术，成了值得回味的“智慧的结晶”。 

　　1978年以后，红薯渐渐失去了“主食”的霸主地位，成了人们可有可无的“副食”。“离开红薯不能活”的岁月成了历史。 

　　可是，红薯的地位和身价反而一天天高贵起来，且看街头上那热腾腾香喷喷的烤红薯吧，皮焦瓤软，惹得人眼馋，常有人买上一两块，小心地包好捂着，带回家去，变成了敬老的“孝心”或对孩子的“疼爱”。再看那高档酒店，红薯的地位可是了得。在山珍海味的席面上，红薯成了很受欢迎的一道特色“风味”。宾客们的吃法也高雅起来，不能叫吃，得称为品尝，就像莫泊桑的家人在客轮上品尝牡蛎一样，很有“品位”。 

　　事情就是这样的怪。在吃红薯的“艺术”十分精致的困难岁月里，反而吃不出“品位”，而今，吃出了品位，却失去了吃的艺术。 

　　我们就是在这“奇怪”的变化中，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