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口历史文化追溯之一

　　王爱民

　　清朝末年的平捻，使中原名镇周家口成为军事重镇而闻名全国。清廷重臣、两江总督曾国藩曾以平捻总指挥的身份在这里住了150天。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近代中国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满清王朝开国200多年来重用的第一个汉人。1847年，在他37岁时，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过两年，升任礼部右侍郎，成为身居要职的朝内重臣，直接参议朝政大事，不仅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而且帮办团练，组建封建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此，清廷于1864年赏他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位列三公，权倾当朝，死后谥文正，并于数省建立专祠。破格地得到清朝的最高奖赏，创下了“文臣封侯”的先例。

　　毛泽东一生佩服的人很少，除了唐宗宋祖、秦皇汉武、成吉思汗等几个在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皇帝之外，“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刻意追求，一生效仿。就是这样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在他政治生命最辉煌的时期来到了豫东名镇周家口。关于这段历史，史料记载很少，唐明浩写的《曾国藩》中仅有“曾国藩到河南周家口视察河防”一名话。《淮军平捻记》《清史稿》之类的书对此更是讳莫如深。《周口市志》把曾国藩来周家口的时间，写到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提前7个月。曾国藩是什么时间来周家口的？周家口为什么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使他遭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最后沮丧地离开周家口。拂去历史的尘埃，让我们透视这段既给周家口带来荣耀，又给周家口带来灾难的往事。

　　曾国藩一生两次来周家口。一次是经过，一次是驻节。在其所写的《日记》和《家书》中都有所记载。道光二十年（1840年）农历十二月，曾国藩赴北京任职时，月初离开湘乡，“二十一日在汉口开车。行三百余里，至河南八里汊（今罗山县城东）度岁。正月初二日开车，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换大车。初九日开车，二十八日到京”。

　　另外，曾国藩在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五《致澄弟沅弟》信中说：“（澄）弟汉口坐轿至周家口，旱路不过八天。”从曾国藩去北京途径周家口到其弟来周家口，当时周家口确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东西水运的码头。

　　时隔二十六年，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平捻总指挥的身份再次来到周家口。

　　捻，是淮北方言，是一群一股的意思。捻军成员都是社会底层的人，诸如贫苦农民、船夫、渔夫、饥民、无业游民、小手工业者以及破产失业的人等等。捻众的斗争，表现在以联合的力量抗粮抗差、吃大户、护送走私盐贩，有时大股外出打劫财物，侧重在经济方面。后来太平天国起义，逐渐吸引捻众的斗争转向政治方面，并与太平军取得了联系，活跃在皖、豫、鲁一带，号称捻军。

　　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军首领百余人聚会安徽蒙城县雉河集，会议决定成立联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祭告天地，宣布以推翻清廷为目的，在安徽、河南、山东等地风风火火闹开了，给太平军以有力的支持。后来，天京被湘军攻下，太平军大势已去，捻军也受到极大的挫折。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首王范汝增等太平军将领率领一部分人和捻军结成一股，并对捻军进行整顿改编，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以复兴太平天国为自己的战斗目标。同治四年（1865年）5月18日，捻军在遵王赖文光的周密部署下，将蒙古亲王、清兵统帅僧格林沁的马队诱入山东曹州（今菏泽）西的高楼寨包围圈里，将僧部全歼。僧格林沁的头颅被捻军砍下，挂在旗杆上三日。噩耗传来，朝野震动，两宫太后下令辍朝三日，为满蒙亲贵眼中巨星的殒落致哀。同时，清廷再次重用曾国藩督师平捻。僧格林沁死后不到十天，1865年的5月26日、27日，曾国藩接连接到三道谕旨：“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平贼，两江总督着李鸿章暂行署理。”

　　曾国藩极不情愿再上战场。攻克南京后，曾国藩害怕功高震主，主动将湘军陆师裁撤得差不多了，名将星散，人员锐减。金陵只有五千人，此外就是宁国的刘松山部、驻太平的张诗曰部，加起来不过八千。捻军马队强大，湘军无骑兵，长江水师不能北上守黄河。这三个基本情况，决定了湘军不能与捻军作战，至少不能星夜出省。他对朝廷明知这些情况而严旨催促感到不满。此外，捻军活动的范围达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五省，要与五省督府协同作战，在如此广阔的地方与捻军周旋，都不是易事。于是他上奏皇太后、皇上：“臣精力日哀，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恳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仍当以闲散人员效力行间。”

　　曾国藩的奏请不但未得到朝廷的批准，反而给他一个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的大权。曾国藩一面上疏推辞节制三省之命，一面知君命不能违抗，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

　　临危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