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佳
1929年冬，省督学祁晋卿视察商水，留下了此地早期社会教育机关的相关记录。他在视察报告中写道：“现有图书馆一处，阅报所二处。”“民众阅报牌及报章揭示处共二十二处。”他浏览了各处民众阅报牌及报章揭示处，认为“每天粘贴报纸，尚无间断”，只是布局不甚合理，提出不能只“偏重县城及周口市两处，应设法向乡区推广”。他还身临现场，看了图书馆与附设的阅报所，感觉“均宽敞整洁”，“书架及桌凳之布置，亦颇适宜”，“所有京、沪、平、汴各处日报俱备”，“每日阅报人数亦属不少”，不足的是“现有图书不多”。陪同的县教育局人士当即表示，将筹措经费，抓紧为图书馆订购一部《万有文库》。
1990年的《商水县志》显明，祁晋卿视察的这所民众图书馆，设立于1928年，址在县城南关关帝庙。
直到1931年，商水县教育局并没有兑现订购《万有文库》的承诺。这所民众图书馆的经费总计只有250元，却设有馆长、勤务各一人，“月薪开支数十元”，根本就无钱增添书籍。1932年，商水县民众图书馆的经费又减了一些，全年只有240元，但业务运作却有所起色。
据视察商水的省督学记载：这年，馆舍共8间，内分图书阅览室和藏书室，“设备布置，尚属整洁”；“图书共有一千零二十余册”，另订“杂志、日报各两份”；没有专职馆长，只设“馆员、勤务各一人”；附设的民众注音处，委请一位民众学校的教员义务兼职。
或许这样的配置既能削减人头费，又能增强约束力，使从业者不敢再懈怠敷衍。
省督学的视察报告还记录了县城内的其他社会教育设施。如，设于东大街的“第一民众阅报处”，“阅览室三间，设置桌凳尚称适合，陈列各项图表颇便参考”，“有大公报、中央报、河南民国日报各一份，并另备揭示牌悬挂门首”，“管理员一人，管理一切整理阅览事宜”。如，“分置城关各处”的“阅报牌”，“有勤务一人，尚能逐日张贴”。
那么，这所民众图书馆后来又怎么样了呢？据1990年的《商水县志》说：“县民众图书馆还先后在周口、邓城、南陵、雾台等集镇设立民众阅览室，备有少量报刊供民众阅览。至1944年，日军侵犯周口，民众图书馆关闭。”对照史料，此说不准确。
首先，分设各处的民众阅览室(实际上是阅报处)，既不是民众图书馆设立，也不归民众图书馆管理。
1933年的《商水县教育行政计划》说得明白：当年，全县只有三个“阅报处”。除民众教育馆附设一处外，还有前文提到的“第一民众阅报处”和设于邓城镇的“民众阅报处”。陈列的大公报、时事新报、河南民报、河南民国日报等十余种报章，“由教育局负责订发”。各设管理员一人，由教育局“年支薪金九十六元”。可见当时的“阅报处”的事务，与民众图书馆没有必然联系。
这份《教育行政计划》还强调：现有的“阅报处” “未免过少”，要在“城内及县立学校所在地之各集市”，“设置阅报栏数十处”，报章由教育局社会课“订购分发，各校负责保管张贴，以飨民众”。同时，基于“乡村图书馆因限于经费迄未设立”的实际情况，将由教育局出面“筹设巡回文库”，“轮流各区，以事救济”。
1937年设于周口镇陈州街的“民众图书阅览室”，主办机关乃是国民党周口区党部，曾藏书1000余册，订报纸杂志十余份。其创办时的书籍藏用，以及不久后的“管理不善，散失殆尽”，更与商水县民众图书馆毫无关系。
1990年的《商水县志》记述：“1932年在城内南街鲁班庙创办民众教育馆。”其实，1931年的河南全省县级民众教育馆情况汇总表上已有商水县的记录。馆长周铭鼎，年经费约400元。1933年，民众教育馆的经费为420元，内分图书、阅览、游艺三部，图书部藏书200余种，另有《万有文库》一部。
早在1929年，县教育局答复省督学祁晋卿，要为民众图书馆订购《万有文库》。1933年的藏书统计，却归拢到了民众教育馆的名下。由此揣测，或许就在这一年，民众图书馆已归并于民众教育馆，无非对外仍旧保留原有的称谓。
1990年的《商水县志》还记载：民众教育馆图书部的人气很旺，“借阅者颇多”；“抗战时期遭到破坏，存书一空”。
讨论商水县，就不能不涉及周口镇(周家口)。作为元明以来河南四大名镇之一的周口，在民国时期，属商水县域，直到1949年才单独设市。这里的藏书借阅机构，可以追溯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这一年，英国传教士博春臣到周口老街置办房产，创立“内地会”，在兴办慈善学校的同时，还创立了一处“求实书房”，陈列书刊，供人阅览。抗日救亡热潮中，又有前文提到的“民众图书阅览室”。1948年，民主政权在老街路西创设文化馆，内附图书阅览室，星期日全天开放，平时每晚开放两小时。
初步推论：新中国成立前，商水县在冯玉祥第二次主政河南期间设立图书馆，藏书不多，却一度办得很有起色。1933年后，民众教育馆图书部成为当地承担图书借阅业务的主体。县境北部的周口镇，清末就有外来教会开办的公共读书场所，新中国成立后，是河南省内最早开展新型图书藏用事务的市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