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朝鲜
三、果断出兵
此时发生了一件极富中国特色的个人事件，它不仅严重影响了中朝外交史，甚至对东亚的外交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这一节我们不妨采取倒叙的方式来介绍中国果断出兵朝鲜的情况，以便我们对历史能有更全面的了解。
由于中国果断出兵，朝鲜壬午危机初步化解，局势很快稳定下来。“消息抵京之后，北京大小京官都大兴奋，尤其是平素不满李鸿章之清流，都认为假使李鸿章不丁忧，（而由李鸿章）办理此案，决不能如此迅捷。有的说：‘李鸿章决计不肯派兵’，有的说：‘即使派兵，亦不肯以全权交付吴长庆。’”①一时间，对李鸿章和张树声外交风格的比较成为清流派重要的谈资。原来朝鲜壬午兵变爆发时，李鸿章因丁母忧获假百日，回原籍治丧，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暂由两广总督张树声代署。我也倾向当时清流派官员的上述意见，如果当时由李鸿章在衙处置，结局很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一件史料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这种推测。
决定出兵后，张树声专门致函合肥，征求李鸿章对出兵朝鲜的意见，六月三十（8月13日），李在《复张振轩制军》信函中主张“相机调停，自是不易办法。…至调派陆军，尤须妥筹。”并建议，如果必须大举派兵的话，也应派驻扎天津附近之刘盛休的铭军，由“稍有智谋”的吴殿元统领东征。从这封复函看，首先李鸿章依然把“调停”看作是外交活动中“不易”的良方。而“以夷制夷”，调停妥协也正是李鸿章绥靖政策的实质。其次，从海路前往朝鲜，山东半岛北侧是最近的地方。从烟台到朝鲜汉江口，以当时的舰艇速度，一天一夜亦可到达，而从天津塘沽到达汉江口则需要三天时间。李鸿章建议张树声从天津调铭军入朝不仅反映出心存私念，且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更会贻误战机。李鸿章所以建议这样做，因为吴长庆在山东帮办海防时，时常和李鸿章意见相左，李鸿章对吴长庆处处制肘。为巩固国防大计，吴长庆谢绝好心人的劝说，毅然上书朝廷直陈意见，引发李鸿章极度反感，两人因此结下深深的梁子。综上所述，如果没有张树声代李鸿章暂署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中国不会大出日本预料而神速出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稳定事态；如果没有张树声掌控北洋权柄，即使最终无奈出兵，也轮不到吴长庆的庆军去朝鲜建功立业，自然袁世凯也就难碰上这出头之机。大清是幸运的，朝鲜也是幸运的，袁世凯更是幸运儿。
接到东京公使关于朝鲜兵变，及日本政府反应的电报后，张树声一方面向总理衙门报告，一方面派人紧急会见正带使团在天津学习洋务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了解事件真相，共同商议对策。金允植请求清政府迅速出兵，以防被日军抢得先机。金允植请求道：“烦乞中国饬派兵船几只，陆军千名，戒严以待…伐叛讨逆，扶危定乱，并自由中国主之。”8月2日，驻天津的朝鲜问议官鱼允中面见天津海关道周馥催促清政府出兵，并表示愿意随中国舰队回朝鲜负责调查事变情况。
和金允植达成共识后，张树声遂与总理衙门协商出兵干预事宜。与此同时，张树声开始着手军事部署。“六月二十四日（8月7日），海军提督丁汝昌至登州，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张树声之手函，面呈吴长庆。函言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促吴长庆即日赴津，密商机要。长庆偕（张）謇于第二天乘轮赴津。二十六日，船抵大沽口，树声派员引导，径至某公馆下榻。不久树声与其幕友何嗣焜，微行至该公馆，密商派兵东征，并研究措理李昰应及对付日本之方案。晤商凡两次，关防极严，在座除树声，长庆外，惟何嗣焜及謇二人。二十八日黎明，长庆及謇乘轮返登。二十九日（8月12日）抵登州后，长庆即发紧急命令，预备开拔。七月三日（8月16日）即帅六营军队，登轮出发矣。又据张謇告我，张树声与吴长庆会谈，何以如此之秘密？因恐日本人探知消息，于军事不利也。树声曾言，据英领事报告，日本在北京、天津都有间谍，而重要行政机关之官吏、书办、仆役，多有为之耳目者。前吴长庆到津，即赴北洋大臣官署谒见，恐不能秘密云。”②
8月9日，张树声命丁汝昌、马建忠帅“超勇”、“扬威”、“威远”三舰从烟台启程前往朝鲜“东渡观变”。并安排金允植、鱼允中随行。于次日抵达朝鲜仁川。此时，日军舰艇金刚号已经进驻仁川港，日军亦正在陆续到达。丁汝昌、马建忠等人与日本使馆人员接触，并派人全面了解兵变真相。8月12日晨，丁汝昌返回天津复命，马建忠继续与日本使馆沟通，留“超勇”、“扬威”两艘军舰于仁川，以示威慑。
得到丁汝昌的详细报告，张树声愈感事态严重，更加紧锣密鼓筹划出兵。8月13日张树声向朝廷急报《奏朝鲜乱党滋事遵旨派兵保护折》：强调“水师之外，必当派陆兵。北洋防军惟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所部淮军六营驻扎山东登州，由轮船拔队东渡，最为径捷。”接到张树声奏报，事关紧急，朝廷于当日即颁下谕旨：“朝鲜乱党滋事，张树声已派提督丁汝昌等酌带兵船，驰往查探，并添派提督吴长庆统带所部六营，克期拔队东渡，所筹甚合机宜，即著饬令吴长庆等相机因应，妥筹办理。”
吴长庆接到东渡指令后，丝毫不敢怠慢，加紧筹备工作进度，他亲往营中视察，宵衣旰食。但部队暮气沉沉的现状让他深以为虑，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开拔在即，将官不愿出国远行，纷纷称病告假，请返原籍；士兵擅自离队，开小差普遍；不久将是大比之年，幕府中亦是人心浮动，去多留少。张謇看出了吴长庆的心结，建议道：“我于移营登州后，亦颇感军气不如驻扎浦口发扬。（我们）宜乘此机会多多拔擢青年，使之耳目一新。”③吴长庆闻言，知张謇已心存成熟想法，便迫不及待地问：“先生，以为哪些青年可用？”张謇向吴长庆转述了袁世凯之前向自己表露的心志和理想，趁机推荐袁世凯，并称赞袁世凯“才气可用”。
吴长庆点头不语，似已采纳了张謇的意见。
筹备开拔，军务千头万绪，吴长庆“以前敌营务，全全委任张謇办理”，同时重要公文亦需要张謇夙夜草拟，13日、14日两天，张謇代拟出《陈援护朝鲜事宜疏》、《谕朝鲜檄》。军务紧急、公文繁杂，张謇实在难以应付，以“诸务冗集”为由，再次力荐袁世凯佐理营务。吴长庆遂委任袁世凯会办前敌营务处。清朝经制军中的 “会办营务处”，就相当于秦汉朝之前的军咨祭酒，三国魏帝之后的行军司马，现代部队建制中的参谋长，是协助首长处理部队各种具体事务的第一忙差。清军出发前，无论是后勤物质调备，装备运输管理，行军线路勘定都是营务处的活。袁世凯都能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吴长庆赏识，张謇也因此在吴长庆那里落得个辩才识人的美名。
“8月8日，吴长庆到天津接受任务。回防后即令张謇筹划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此时正当举行乡试之期，幕僚大都回家准备参加考试。袁世凯却留营中。吴从爱护出发，劝其去考举人。袁自知考不上，但说不出口来。正在为难之际，忙得不可开交的张謇说：‘大帅不要叫慰亭去考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务吧。’为袁世凯解了尴尬。吴同意后，张即派袁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袁世凯的学问虽然了了，可是实际办事能力却很有一些，限他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能办妥。”④
上述内容以后被很多传记作者引述，据此认为袁世凯所以要去朝鲜平乱是因为自知科举无望。袁世凯秋闱新败是事实，但由此断言他因不敢再参加考试而赴朝逃避并不妥。袁世凯自幼 “不喜为章句之学，潜求经史大义，尤好读兵书”⑤。效命疆场，马上封侯一直是少年袁世凯的理想之路，所以，当赴朝戡乱的命令到来时，袁世凯应当暗自庆幸，因为面临的并不只是敢不敢再去考试的胆识，而是一种明白的人生抉择。是在异国平乱中靠军功立身，还是再去秋闱中奋力一搏？袁世凯上辈出了两位进士，两位举人，但无一例外都是靠军功才最终走向人生巅峰的；其次，秋闱还会再来，去朝鲜建功立业的机会仅此一次，稍纵即逝。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权衡，袁世凯的选择都会是唯一的，那就是：赴朝参战，在腥风血雨中寻求进身的阶梯。（未完待续）
注：
①《张謇传记》刘厚生著，上海书店，第15页
②同上，第12页
③同上，第8页
④《袁世凯全传》侯宜杰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第11~12页
⑤《容庵弟子记》，沈祖宪等著，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