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胜日本

　　一、外忧内患

　　19世纪之前的朝鲜，一直被西方各国视为最神秘的国家，“隐士之国”（the Hermit Nation）。外交上，朝鲜奉中国为上国，相互频繁来往。除中国外，朝鲜仅和日本存在有限的通信和商务往来。“直至19世纪中叶为止，西方对朝鲜的了解都是模糊不清。除去壬辰战争时期少数随日本侵略军进入半岛的西方传教士，17世纪以前到过朝鲜的西方人全部是罹难水手。最初，李氏朝鲜…要求他们全部归化，拒绝遣送回国。”①甚至发生过荷兰罹难水手被朝鲜政府送入汉城，编入朝鲜军队服役的事情。

　　在大院君执政的十年中，朝鲜实行的是更加严格的锁国政策。这一时期，大院君成功抵制了外族入侵，勇敢地捍卫了国家主权。首先，有效地抵制俄国。19世纪，俄国大肆侵略中国领土。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俄国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俄国版图，同时把自己的陆路领土扩大到了朝鲜的大门口。朝鲜北方有了与俄国相连的陆路通道，俄国的威胁迫在眉睫。大院君针锋相对地在边境地区派驻军队，“实行屯田，禁止与俄国通商交往，并加强对中朝边境的贸易管束。从而建立起严密的对俄大陆封锁体制。”②

　　其次，抗击法国入侵。法国传教士是较早进入朝鲜进行活动的西方人，所以，法国也就成为最早对朝鲜半岛感兴趣的西方国家。法国政府十分忌讳俄国势力南下入朝，便鼓动信奉天主教的朝鲜人劝谏大院君，与英、法建立反俄同盟，共同抵制俄国南侵。大院君开始表示同意，但很快反悔，并颁布严格的《禁压邪教令》，以查禁邪教的名义开始对天主教徒实施严厉打击。法国政府大为震怒，委派亚洲舰队司令罗兹组织军事讨伐。朝鲜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先后取得文殊山城、鼎足山城战斗的胜利。罗兹知难而退，被迫撤兵。

　　第三，击退美国进犯。美墨战争后，美国区位优势改善，进军日本、朝鲜的欲望也随之变得愈加强烈。法国入侵朝鲜前的一个月，美国装备重型武器的商船“舍门将军”号，由天津抵达朝鲜大同江口，不顾朝鲜官方阻拦，逆江而上，深入朝鲜腹地。朝鲜地方官对“舍门将军”号劝阻的同时，慷慨给予给养，而“舍门将军”号绑架扣押朝鲜官员，随意向岸上的朝鲜军民开枪射击。民间勇士朴春权潜入船上救出被扣押官员，朝鲜民众，发动火攻，“舍门将军”号船毁人亡。借口“舍门将军”号事件，1870年5月21日，美驻法公使镂斐迪，美国亚洲舰队司令罗杰斯率领5艘战舰，1200名陆战队员，向朝鲜发起全面进攻。朝鲜军民殊死抗争，在广城堡战斗中，给敌人以重创，朝鲜中军鱼在渊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美军被迫撤兵。

　　两次抗击“洋扰”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朝鲜人民，也使大院君的排外主义思想更加膨胀，他下令在全国多地立“斥和碑”，主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副题“戒我万年子孙”。朝鲜的排外政策达到顶点。客观地说，大院君主政的十年，朝鲜各个方面都很大改善。政治方面，大院君努力强化王权，消除朝鲜由来已久的腐朽之至的势道政治，他还关闭各地书院，限制儒生干政议政；朝鲜军事实力有所增强，接连取得抗击外扰的胜利；政府财政收入明显增加。但他强硬的排外政策很快引发与日本的外交争端，一时间日朝关系剑拔弩张。

　　民族的危亡，并没有平息野心家对权势的渴求，并没能使朝鲜内部各派势力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相反，闵妃集团适时地利用日本入侵的危机，和由此引起的民众恐慌，大肆攻击大院君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闵妃还策动国内各股反对大院君的势力，联合打击大院君，并最终将大院君挤出权力中心，失意下野，大院君长达十年的统治宣告终结。闵妃集团组建伊始，就主动向日本示好，企图以示弱讨好换取和平。据《高宗实录》记载：新政府领议政李裕元直白地说：“我国与日本结邻通信，三百年无一衅端，有百年和好，忽于三年之间，无辜隔阻，今则无异闭关绝约。”为讨日本政府欢心，亦借机排除异己，闵妃政府将负责对日外交的庆尚道观察使和东莱府使郑显德革职，之后更以“欺蔽朝廷”的罪名将倭学训导安东唆“枭首警众”。新政府对日政策软弱无力，加之闵妃集团等衮衮诸公缺乏谋略、不谙外交，日本各种势力迅速在朝鲜全方位渗透。

　　但闵妃的退让与讨好，并没能让日本政府消除侵朝野心，恰恰相反，更助长了他们逞强凌弱的气焰。1875年9月12日，日舰“云扬号”闯入朝鲜领域到处游荡，蓄谋制造事端。20日，“云扬号”在永宗岛附近抛锚，舰长井上良馨率20多名士兵乘舢板驶向朝方炮台。炮台为军事重地，朝鲜守军鸣炮警告。井上见目的达到，遂返回舰艇，下令升起国旗日章旗和信号旗，并开始对朝鲜炮台猛轰，随后占领永宗岛。日军进入永宗镇后，“大肆烧杀掠夺，以致民家、公廨‘十室九空’，‘火焰烧城廓，民家烧残尽’。”

　　1976年2月26日，朝日两国代表在江华岛练武堂签署《朝日修好条约》，即《江华岛条约》。朝鲜的国门被近邻日本用武力撬开。8月24日，朝日代表又在汉城签署《修好条规附录》和《贸易规则》。在贸易谈判中，昏昧无知的闵妃外交官员，竟和日方达成无关税贸易协定，将国家最重要的主权和经济命脉——关税权，拱手让与日本。“无关税贸易日后成为朝日两国争执的焦点之一。朝鲜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采取补救措施。……这引起与日本的正面冲突”。③

　　《贸易规则》签署后，朝鲜米谷无限制地出口到日本，加剧了本土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无关税贸易既损害了国家主权，又弱化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迫于此，朝鲜政府派遣礼曹参议金弘集为修信使，率领使团出访日本，试图改变被动局面。日本舆论对朝鲜使团的使命深表理解和支持；但日本政府则态度强硬，拒绝让步。屡屡受挫的金弘集多次找清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黄遵宪交换意见，寻求帮助。黄遵宪撰写《朝鲜策略》的小册子，为朝鲜提出：“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外交主张。金弘集未能完成与日本政府谈判的外交使命，悻悻地离开日本回国，但他带回的黄遵宪《朝鲜策略》和自己纂写的《修信使记录》，得到李熙和内阁诸大臣的强烈共鸣，开放国门，联合美欧成为朝鲜政府高层人士的一种共识。大清国内，敦促朝鲜与泰西各国立约也成为共同的呼声。日本强行改琉球为冲绳县后，福建巡抚丁日昌敏锐地觉察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他上书总理衙门，警惕地说：“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在倡导朝鲜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方面确有积极意义，但其也有一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黄遵宪没能清醒地看到日本政府对朝鲜的领土野心，其所倡导“结日本”，必将引狼入室，为祸更大。这也正是他的建议和丁日昌建议的高下之处。丁日昌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强烈认同。总理衙门命令李鸿章“查明丁日昌所陈各节，设法转致朝鲜（政府）。”1879年8月26日，李鸿章在给朝鲜领议政李裕元的信中说：“劝以密修武备，慎固封守，与英法德美诸邦逐渐立约，籍以牵制日本，即可备御俄罗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李鸿章为朝鲜制定出“联美欧，拒日俄”的外交框架。

　　与此同时，朝鲜的底层官员和儒生基于自己的眼界和认知标准，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卫正斥邪”运动，他们以给国王上疏为形式，坚决反对元山、仁川开港；反对与西方列国立约，甚至出现数万人联合签名给国王上疏抗争的事情。但开放已成为潮流，“联欧美，拒日俄”也无疑是当下最明智的选择，李鸿章一再敦促朝鲜国王李熙派员到天津与即将返回的美国公使薛斐尔商谈。

　　鉴于国内政局不稳，反对之声此起彼伏，软弱但不乏政治智慧的李熙就坚持一个观点：朝美两国的立约商谈，“请由中国代为主持”。④一下把皮球踢给了清政府。李鸿章则认为：大清与泰西各国所签条约，是被武力打开国门后，无奈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违国际公法，已须适时改变和扭转。他天真地以为，朝鲜是主动与美国商谈开国，只要处置得当，就可以避免签订不平等条约。如果由中国代替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势必要求援引中美条约的内容签订，对朝鲜不利。所以，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始终坚持只任调停人的角色，不愿“代为主持”，为了朝鲜的利益，他们甚至主动答应条约可以不提及中朝两国的藩属关系，朝鲜以独立国家的名义签订。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对朝美谈判前景的好心规划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主观愿望。因为，在西方列强眼中，东亚各国（包括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在内），完全没有资格和他们平等地坐在谈判桌前。薛斐尔在给A.A.萨金特的信中就曾傲慢地说：对弱国的谈判者来说，“唯一受到重视的呼吁和辩论就是武力”，“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专以美国利益为标准，并以他们所懂得的论证——武力、压力，而不是劝解，来予以推行。”⑤

　　1881年春天，薛斐尔返回中国，谋求解决朝美协定问题。他要求朝鲜派出全权代表赴天津谈判，甚至赤裸裸地威胁，“如果朝鲜不同美国签订条约，那么日本就会使朝鲜彻底地屈从于它的统治。”⑥在李鸿章的一再敦促下，当年10月，朝鲜政府委派顺天府使金允植除授吏曹参议、领选使，率领大量留学生以学习洋务名义赴天津，秘密使命则是负责与美国会商立约。10月9日，金允值率使团浩浩荡荡离开汉城，直到第二年的1月16日才到达保定。由于金允值不是全权大臣，没有资格和美国大使直接谈判，“李鸿章不得不在与金允值保持密切协商的同时，开始与美使进行预备性会谈。”⑦中朝双方共进行了六轮谈判，取得初步成效，李鸿章再次敦促朝鲜政府派全权大使赴天津与美国作进一步协商。4月中旬，鱼允中、李祖渊作为考选官，共赴天津。等他们溜达到天津时，中美天津预备会谈已经结束，李鸿章已经为他们完成了所有使命。

　　1882年5月20日，朝鲜全权大臣申櫶与美国全权代表薛斐尔正式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及《附续通商章程》，清朝官员马建忠、丁汝昌参加签字仪式。这个正式条约，朝鲜方面仅增补一个条款：禁止仁川港出口米谷，其余内容基本维持了天津协议的原样。之后，英、德、意、俄、法、奥、比、丹等西方列强也先后与朝鲜签署《修好通商条约》及《附续通商章程》。朝鲜实现了对世界的开放。（未完待续）

　　注：

　　①《朝鲜近代史》，曹中屏著，东方出版社，第3页

　　②同上，第16页

　　③同上，第54页

　　④《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这里的“主持”，是“代为进行，或代为行使”之意。

　　⑤《朝鲜开国交涉始末》、奥平武彦著。第1~3页

　　⑥《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耶·马·茹科夫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

　　⑦《朝鲜近代史》，曹中屏著，东方出版社，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