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从今年１月１日起，像全国所有地方一样，天津已取消养路费的征收，但在天津的公路养路费征集所里仍有许多人排着长队在交费。他们收取的这种“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开始，已征收了５年，据说一直要延续到２０２８年５月３１日。天津之外，上海、兰州等城市也同样存在类似“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 

　　因为“通行费”的存在，公路养路费等收费项目的取消就留下了一个不小的尾巴。这些收费动辄就是２５年。天知道这个期限是怎样计算或者算计出来的。如果媒体追问急了，无非是像那位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刘博的回答一样，得出一个“这个事我就不好再说得太细”的说法来。（央视网１月１４日） 

　　这些地方的道路收费“细”到了国家明文规定的惠民政策都可能因此大打折扣，何以又不能将资金去向、收费年限“说得太细”呢？也许，这些原本在收费部门那里就是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也不愿意说清楚、说细致。其模糊、笼统应对公众质疑本身，不过是有关政府部门试图遮掩其牟利取向的拙劣表现。 

　　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在涉及向公众收费的名目时，动辄规定２０年、３０年的漫长期限；而在涉及提供公共服务、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时，却是精确到一年一计算。一个模糊、一个精细，从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既然是名正言顺的公共设施收费，应明明白白地向公众公开账目，以争取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强行征收变种的人头税，甚至还有数目惊人的滞纳金。 

　　政府不应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牟利的手，惟其权力太重、责任太大，稍有不慎即会惹来民怨；所以应时时警惕自己是不是有损害公众利益的苗头。否则，一味放纵、宽容自己，很容易丧失公平公正公开的立场。政府应首先是法律的坚决执行者，而不是豁免者；应首先是公众的服务者，而不仅仅是管理者。 

　　今年的北京两会上，有委员提出让外地人消费的建议，“比如消费，不能仅盯在北京人的收入和消费上，应发挥大都市的优势，让外地人和国外人的消费大量进来。”（《新京报》１月１４日）这样的建议一旦上升为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志，显然是不合适的。北京不能，也不应只在需要拉动当地内需时，才想起外地人。而在涉及外来人口的基本权益时，依然是城门高企。 

　　回到收费年限的问题上，即便这样的收费是被允许的，也鲜见３年或者５年的收费年限。国家每每要求逐步取消道路消费，然而，正如央视新闻观察员白岩松所质问的，“逐步取消，那么要逐步２５年吗？”如果管理部门能清晰地公开一年间收费的额度及支付的去向，并以此为基础精算总投入、总支出，确定大致年限，并不是很难搞清楚的。之所以以此“昏昏”应对彼“昭昭”，不过是传统“神秘化”治理的惯性罢了。 

　　更何况，天津有关部门给出的收费理由其实缺乏法理支持。天津市政府２００３年的行政决定，在２００９年的今天，真的就具有坚不可破的刚性和不可更改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