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使一号”叫吴石，是台湾“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０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当时对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一桩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１９７３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解放战争期间，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吴仲禧，通过与吴石的老乡关系，被委任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

　　１９４９年５月，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在上任之前，他专程到香港和中共地下党联系工作。吴仲禧代表组织告诉他，已经介绍谢筱迩同志与他联系，有什么重要材料都可交给他。吴石回福州后，与谢筱迩秘密见面。吴石向谢筱迩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１９４９年７月，吴石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最后一次和吴仲禧见面，他告诉对方，他即将调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并告诉他，组织上让他在台湾潜伏，联络代号是“密使一号”。为了避免蒋介石怀疑，除了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留在大陆外，夫人王璧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女都随他一同去台。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初的一天，吴石穿着整齐的中将军服，在台北寓所的书房里接待一位穿着漂亮旗袍的中年女人。对方从身上取出一封信交给吴石。吴石看后，说：“哦，朱枫女士！”他再看落款“刘栋平”的署名时，心中顿时明白，她就是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

　　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湛之。

　　来台湾前，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内定的“台湾省委书记”，刘栋平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党员，与吴石有联系。

　　舒同说：“现在中央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抓得很紧，只有通过我们的‘密使一号’吴石，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这就要有人赴台亲取，我们认为只有朱枫同志最合适。”

　　“关于和‘密使一号’联系的问题，吴石赴台前，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给他。”刘栋平递给朱枫一张小纸条。

　　“你到台湾后，还要和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舒同说，“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代号‘老郑’。你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听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慎重藏好情报，三天后，在基隆港码头，她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手中。

　　朱枫随后又约见“老郑”蔡孝干。

　　在此后的４０多天中，她分别和吴石、蔡孝干多次见面，又获得几批情报，都交张大副安全带走。

　　恰在这时，情况突变！

　　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干。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９日，蔡孝干也被捕叛变。

　　吴石派交际科科长聂羲紧急约见朱枫，说：“‘老郑’被捕叛变，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病为名，于２月４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敌人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立即扑向吴石寓所，很快从吴宅中搜出他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蒋介石当即下令：立即逮捕吴石、朱枫！

　　吴石、朱枫、王璧奎相继被捕，被牵连的还有吴石的老战友、“联勤总部”中将总监陈宝仓等国民党高级军官。

　　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０日，吴石、陈宝仓、聂羲、朱枫被台湾当局“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当年毛泽东称赞“密使一号”的诗文。

　　（摘自《周末》）